生態書畫，既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傳統文化題中應有之義。自古以來，自然生態景觀，從來都是詩、書、畫的理想題材。這是今年以來，中國生態書畫院先後三次組織我國知名的書畫文化專家研討時形成的共識。他們認為，生態書畫在當下已經成為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顯學”和“重要抓手”。生態書畫的核心是受“天人合一”這一傳統哲學的影響；中國古代思想中蘊藏著難解難分的生態情結，其主要內容亦是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存，而這也正是當今生態危機重壓下全球性的訴求。

       在社會公眾廣泛注重生態環保、關注藝術作品於心靈的影響與作用的當下，梳理生態倫理、生態美學與生態文明的關係，構建生態書畫的理論體系、總結生態書畫在創作內容和表現手法上的獨特性，無疑對生態書畫在文化傳承和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流觀生態

       宋朝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可看出園林興衰與天下興衰之關係；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亦可稱為生態文化的作品，明朝的繪畫作品人物畫也充分展示了當時的生態文化，這類例子可以説不勝枚舉。中國古代書畫，與“生態”二字密不可分。

       關於天、地、人三“才”之間的和諧聯絡，老子早有明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中亦有關於天、地、人三者和諧聯絡的論述，並直接與人的審美活動相勾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天—人—地”系統也即《周易係辭下》所雲，是“天道—人道—地道”的協合世界，即“三才之道”的世界；《中庸》稱之為“天地人相參”。可以説，天地人三者和諧化地觀照世界，是古代中國人一種最為基本的宇宙觀、時空觀，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中國人觀照世界的方式之一：仰觀俯察，對事物上下左右、東南西北多角度、全方位觀察的“流觀”。可以説，正是“流觀”這一獨特的觀照方式使得古代中國人的“人文”化有了更為確切的對象：“天、地、人”，和方式：“仰觀”和“俯察”，也使得古代中國人的藝術創構和審美觀照始終在一個和諧化的生態系統中生成。

       這種“流觀”活動就其實質而言，追求的實際是主體“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嵇康所説的“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陸機所説的“精騖八極，心遊萬仞”；陶潛所説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和“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袁宏道所説的“天籟人籟合同而化”……暗含的都是“流觀”活動中主體意識的展開與生態張力的自我實現。

       這其中的生態美學智慧表現在：用審美觀照方式建立了一種博大的“天地人”和諧生態觀，並由此來闡發自然生態、精神生態、文化生態的多重統一；用審美觀照方式來解決文學藝術的“生態位”問題，使文藝創造活動成為“天—地—人”生態系統中一個重要的“序位”，從而為古代中國人的“安身立命”尋求到一個適當的生存位置或文化棲息之地，從存在論上極為睿智地闡述了文藝美學的價值問題；併為現代生態文藝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審美觀照方式——“流觀”法。這種“流觀”法是用系統的、聯絡的、動態的同時又是生態的、差異的、非線性的觀點來看待宇宙自然與人類及其文化生成之間關係的方法，這就使“天—人—地”生存網絡中的諦視方式具有向現代文藝生態學轉換的重要價值。

       雖然“生態”一詞生成于1865年，並在20世紀60年代才形成系統生態學，但是我們真正從思想上認識，則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與21世紀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員王春瑜介紹，生態這個詞使用時間短，但中國古代滿布生態文化思想的蹤跡：漢代思想家、陰陽家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最好的生態文化大概念；天人合一、君權天命統治哲學也包含了天與自然與人類的和諧概念。

       在研究杜甫的著名文藝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副所長何西來眼中，杜甫是真正愛及萬物的詩人。他寫鳥類和小動物，諸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等，都在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足見其愛心之廣大，愛人及動物，人與動物之間和諧親密的關係。何西來認為，杜甫是典型的生態倫理的倡導者，特別是在《江村》這首詩中更是表現得突出：“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家庭夫妻父子親情的和諧，而且可以看出鳥與鳥、鳥與人的關係的和諧。何西來認為：“在我們倡導‘百花齊放’，‘文藝為人民，為大眾服務’的當下語境中，杜甫的詩文及思想是倡導生態文化、生態書畫最好的借鑒和參照。”

       而清人鄭燮對竹的審美觀照，也可説明這一問題，他曾言“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鄭燮所謂“胸中之竹”，它是生機盎然的、充滿動感的，又是無比豐富的，它包含著主體在觀照中所獲得的生態審美享受。

       而20世紀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生態批評、生態美學的研究迅速成為中國文論、美學研究中廣受關注的前沿和熱點問題，成為當代新興學科體系中的“顯學”。在經過了萌發和草創階段之後，中國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目前已經進入了學理整合、豐富、深化階段。中國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研究已經初具規模，並且必將在新世紀中國文論建設中承擔其自己的職責。在一些專家看來，生態意味著一種理想的生存態勢與情境，中國古代文論的生態敘事體現的正是中國古代文論多維共生的理論品養與圓融化合的思維理路。從整體來看，生態化的敘事特徵成為貫穿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歷史傳承與發展的一根紅線；因此，我們利用中國古代生態文化思想，作用於書畫創作之中，不僅是對中國書畫民族特性的發掘與彰顯，而且對當下生態文明與生態書畫創作具有重要的學理意義與現實意義。

       生態書畫何為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環境不斷改變，帶來了極大的物質生活享受，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不同程度的環境污染，由過去的不太認識到逐漸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這就是生態。”中國生態書畫院院長、原中國書協副秘書長張虎表示。對於張虎提出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生科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國民素質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解思忠也認為，生態和書畫之間有著非常深刻的聯絡。“近來中國傳統文化熱，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最精髓的就是‘和’‘合’兩個字，論語、佛教、道家都講‘和合’。季羨林先生在世時曾對前來看望他的溫家寶總理説：‘我們只構建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還不夠，還要搞人類心靈和諧’；溫總理用管子的話説：‘和合故能諧。’”解思忠認為，在自然生態理念中注入書畫文化藝術，就能夠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生態和諧，就是人與動物、植物相互依存、互補共生的有機整體。我覺得生態文明、生態和合就是大家都是自由的個體，同時又合成有機的整體，以書畫來表現生態就是非常有文化的舉措。”

       而著名佛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書畫家協會主席何勁松則從宗教角度闡述了生態與藝術的倫理：“佛教講眾生，包括所有人和動物，且一花一草皆有佛性，可以説這是真正的大生態意識。生態書畫涉及到自然的山水花草，需要人的審美觀照的介入，文學藝術是其觀照的表達。禪宗的認識是往人內心發展，外在的自然是人心的道德體現。沒有心靈觀照在前，物質的東西很難稱為崇高，以致我們去謳歌它，表現它。禪心轉化為藝術，這就是最根本的生態藝術，心的生態是本體。”他表示，優美的環境、獨特的建築加之楹聯、壁畫等藝術形式，充分體現了佛教的生態觀及佛教文化在表現形式上的多樣性，特別是早期的摩崖石刻，都可謂是生態書畫藝術之先河。我們從儒、釋、道的傳統文化中找出理論依據，這也是生態書畫理論創新的立足點。“書畫本為生態，我們通過創作引領人去欣賞，引導大家走向精神領域，這應當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春開雲窗錦繡，夏蕩荷葉扁舟；秋藏月戶衷情，冬賞寒梅雪燈。天地之大德謂之生，萬物之盎然稱為態。週而复始，生生不息，各按其時，成為美好，此乃生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生態者，自然之樸拙，人性之純真，社會之祥和，生命之童心；藝術之始傭，文章之原生；生態者，初始本然也。”這是王家斌眼中的生態文明與生態書畫。而著名華裔畫家、世界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徐鳴依據眾多理論家的看法，總結出生態書畫的內涵：“生態書畫主要以自然生態為主，人本生態、精神生態為輔，與自然生態有關的畫，有關的書法，就叫生態書畫。就繪畫來説，生態繪畫又可分為傳統生態繪畫和現代生態繪畫，二者的筆墨語言和表現形式都不一樣。作為一個畫家，必須運用獨特的風格技法，創造性地表現大自然的美，這就是我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