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學習水墨畫的人來説，《怎樣畫水墨人物畫》是一本不可忽視的經典教材，小小的一本冊子，啟蒙了許多當今在國畫藝壇上響噹噹的人物。現任中國美協副主席的何家英説，看到畫冊上的那張素描時，似乎都聞到學畫時撲面而來的炭筆粉和素描紙的味道，太有感情了，也太熟悉了。“方先生那本書對我們的影響可真是太大了，書裏面最基本的道理能讓你一下子走到正道上來。”

       何家英口中的“正路引導者”就是本期主人公方增先——“新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和推動者。

       藝考前沒見過石膏像

       誤打誤撞進入美術圈

       1931年，方增先出生在一個普通的鄉村家庭，父親為當地小學教師，由於受家庭環境影響，年幼的方增先對藝術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媽媽是農村婦女，她喜歡畫繡花樣，把《芥子園畫譜》上面的圖案臨摹下來，稍作修改，就變成繡花樣了。這個《芥子園畫譜》哪來的呢？因為我外婆是城裏人，她有點美術方面的愛好，家裏也有《芥子園畫譜》、《點石齋畫報》這類的書。”從小就看著媽媽對著畫譜刺繡的方增先，也有模有樣地開始了他的“藝術道路”。

       1949年，18歲的方增先不假思索地隻身走進了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考場。到了考場一看，竟然擺著個石膏像，對於這個陌生的玩意兒，方增先顯然慌了神——他只帶了一支HB的鉛筆。煎熬了一個小時之後，靠著一支旁人掉落在地的木炭筆，方增先交出了他的考卷——一張涂得烏七八糟的素描寫生。令人意外的是，他被錄取了。“像我這樣子為什麼能被錄取呢？因為當時學校傾向進步的學生，一解放全部南下跟部隊幹革命去了，所以留下來的很少。當時文化部要求學校一定要招夠多少人，但是來報考的人數還不夠招收人數，等於是來一個招一個，我就這樣撞進去了。”

       打基本功講求“背”

       藝術情感講求質樸

       在不斷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中，方增先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獨有的理論，他説他畫畫講求的是“背”。為了更加精準地了解人體結構，包括每個骨頭的位置，每條肌肉的紋理，方增先甚至跑到醫學院去看屍體解剖，“一塊骨頭一塊骨頭地看”。到了後期，模特只需要在他面前站上一會兒，他的腦子裏就已經有這個人的整體模型了。“我腦子裏的這個人，比我眼前看到的人要準確。”談到如今藝術專業的學生缺乏這樣的基本功訓練，方增先的態度是，問題還是出在老師身上，很多老師就沒有這種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國畫的改革問題漸漸被提上日程，如何用傳統的中國畫來表現當代社會的變革和人民生活變化，成為新一代年輕國畫家要完成的歷史使命。1955年，方增先創作出了《粒粒皆辛苦》這幅表現農民收割麥子的作品，成為了當時主題性現代人物畫的典範之作，也為他日後的創作鋪墊了一個方向。“國家號召要注意節省糧食，糧食問題很重要。正好那個時期我到敦煌去，在路上看到北方農村收割麥子的場景，我腦子裏的構思就出現了，這是典型的中國農民愛惜糧食的思想。我覺得這個主題很好，既是生活的，又是創作的。”

       1983年，方增先離開任教多年的浙江美術學院，赴上海中國畫院工作，到任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遠赴青海玉樹寫生，這對於自小便有胃病的方增先來説，可謂是一次冒險。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高原寫生，這一堅持就是數十載寒暑交替。

       在與高原牧民的直接接觸中，離開故鄉五十多年的方增先，仿佛一下子被什麼觸動了。“我一到藏區，就被他們那種從骨子裏散發出來的質樸打動了，他們的那種真，在我們的現代社會裏，已經消失殆盡了。”正是這份來自高原的質樸，為方增先的藝術創作埋下了厚實的情感基調。在其日後創作的大量以藏族牧民為題材的作品中，這一情感也借筆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

       雙年展創始人談前衛藝術——

       學西方要融入中國的符號

       廣州日報：您的《説紅書》、《艷陽天》都屬於特殊時代背景下的作品，那到了上世紀90年代，風氣産生了變化，您會覺得特別困惑、不知所措嗎？

       方增先：那個時期，西方的現代主義已經向中國開放了，原來是不允許西方的東西進來，我們看不見，也沒有打算去學。等到開放的時候，我的年齡也大了，已經習慣了原來那套東西，對西方這一套東西我既學不到，也不喜歡，覺得抽象的東西就是一種形式感，好像沒有多大意義。但是年輕人一看就喜歡，他們學得快，沒包袱，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構圖和形式。

       廣州日報：您創辦了上海雙年展，您卻説“我不喜歡西方那一套東西”。

       方增先：對於西方前衛的東西，我實際上是看不懂的。雖然我們搞的雙年展已經算比較前衛的了，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中國的現代畫，還是中國的。其實這個前衛藝術就算是在西方，除了藝術家自己，也沒人搞得清楚。對於我來説，現在我只能説習慣一些了。

       廣州日報：堅持要辦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方增先：我覺得這樣做，主要是上海這個地方，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個點，這裡的老百姓最大的好處是，即使他們接觸到的東西很怪，看不懂也不會罵人，他就自己琢磨，這是什麼意思？不懂，但是不排斥。前衛藝術如果先到其他地方去，就不行。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藝術家來找我，説你完全可以搞，而且唯獨上海可以搞。

       廣州日報：您曾經説過，現在中國學西方，搞形式的東西太多了。

       方增先：的確“形式”在現在的中國很流行。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形式本身不是壞事情。既然你研究美術，怎麼不可以研究形式呢？

       廣州日報：中國藝術家在西方市場得到的認可越來越多，但在國內也面臨很多質疑和爭論，對此您怎麼看？

       方增先：這個裏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歡用中國的符號，因為這是現代藝術的表達方式。用古代的長衫啊，某種凳子啊，這樣的東西拿出來，一般是西方人看起來好，中國人看起來也好，這部分人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是有一部分人，學西方的東西學過了，完全跟著他們走，西方人不喜歡，中國人也不喜歡。因為西方人覺得你是跟我學的，你不怎麼樣，中國人也不知道你表達什麼意思。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前衛要有中國的符號，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進去，這樣子會更好。

       談藝術熱點——

       畢加索的東西説不定是隨手勾的

       廣州日報：這兩年藝考的熱點問題很多，您對藝考的火熱現象有什麼看法嗎？

       方增先：現在的美術考試，聽説是每個考生發一張照片，比如一張石膏的照片，然後根據照片來畫。真石膏有一個缺點，因為不同的角度，有些角度比較好畫，有些比較難畫，因此有很多家長有意見，覺得難度不同。現在為了擺平群眾，就換成照片，這完全是錯的，抄照片，跟眼睛看，是兩回事。畫一個石膏，或者一個人，放照片是沒意思的，就是要看人，直接看人是最生動的，理解的角度也不同。

       廣州日報：現在的藝術生有一些是因為高考成績不過關，沒法上重點或普通高中，所以“退而求其次”來考藝考，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方增先：現在的考生，幾千人加在一起的藝術素質，都沒有當時“文革”後的那批學生好。原因很簡單，現在的考生都有發揮長處的地方，有的搞物理，有的考化學或者數學，各個方面都可以去，幹嘛要擠到畫畫裏來？所以美術專業不大有人才出現，都被分掉了。説難聽點，藝術是學不好的，藝術，就要有天賦，認為藝術可以學起來，不要天賦，這是笑話，根本不可能。

       廣州日報：您曾説現在的展覽，中老年藝術家參加得太少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方增先：到了老年，還能浮在上面、有名的人不多，那幾個人大家是不會忘記的，還是會邀請，其他第二流的藝術家就被忘記了。實際上這些不屬於“尖子”的，也應該被邀請，這些人在表達生活和想法方面，不僅僅只有技巧，應該讓他們經常出來才好。但是現在都不大看見了，被淘汰了，很無情的。當年跟齊白石風格一樣的人多著嘞，在北京有一個學齊白石的人，畫得很好，你看我現在連他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廣州日報：從事國畫創作幾十年，如今您對國畫的理解是什麼呢？

       方增先：從藝術的表達來説，在繪畫裏面，最有處理空間的就是中國畫。可以很粗的線，可以很細的線，也可以一個點，可以水墨浸染，什麼手段都可以。所以它可以搞得很複雜，很有分量、很厚重，也可以幾根線，非常簡單。油畫在中國有一定的基礎，從法國從蘇聯傳承過來，但是像畢加索那種，在中國搞的人沒有做出分量來。雖然只是簡單的幾根線，但顯然這裡面有很講究的結構關係。畢加索的東西，你講他一定有什麼想法，都很難説。因為他後來有名了，大家老是講他這個了不起了，那個怎麼樣，其實也不一定，説不定是隨手勾的。

       大家簡介

       方增先，1931年生於浙江蘭溪人。歷任浙江美術學院副教授、教授，上海中國畫院副院長、上海美術館館長、上海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作品多次在國內外展出並被收藏。代表作有《粒粒皆辛苦》、《説紅書》、《孔乙己》等。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畫集》、《方增先畫集》。專著有《怎樣畫水墨人物畫》、《結構素描》、《人物畫的造型問題》等。（20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