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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系列《母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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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紅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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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皆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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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 |
對於很多學習水墨畫的人來説,《怎樣畫水墨人物畫》是一本不可忽視的經典教材,小小的一本冊子,啟蒙了許多當今在國畫藝壇上響噹噹的人物。現任中國美協副主席的何家英説,看到畫冊上的那張素描時,似乎都聞到學畫時撲面而來的炭筆粉和素描紙的味道,太有感情了,也太熟悉了。“方先生那本書對我們的影響可真是太大了,書裏面最基本的道理能讓你一下子走到正道上來。”
何家英口中的“正路引導者”就是本期主人公方增先——“新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和推動者。
藝考前沒見過石膏像
誤打誤撞進入美術圈
1931年,方增先出生在一個普通的鄉村家庭,父親為當地小學教師,由於受家庭環境影響,年幼的方增先對藝術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媽媽是農村婦女,她喜歡畫繡花樣,把《芥子園畫譜》上面的圖案臨摹下來,稍作修改,就變成繡花樣了。這個《芥子園畫譜》哪來的呢?因為我外婆是城裏人,她有點美術方面的愛好,家裏也有《芥子園畫譜》、《點石齋畫報》這類的書。”從小就看著媽媽對著畫譜刺繡的方增先,也有模有樣地開始了他的“藝術道路”。
1949年,18歲的方增先不假思索地隻身走進了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考場。到了考場一看,竟然擺著個石膏像,對於這個陌生的玩意兒,方增先顯然慌了神——他只帶了一支HB的鉛筆。煎熬了一個小時之後,靠著一支旁人掉落在地的木炭筆,方增先交出了他的考卷——一張涂得烏七八糟的素描寫生。令人意外的是,他被錄取了。“像我這樣子為什麼能被錄取呢?因為當時學校傾向進步的學生,一解放全部南下跟部隊幹革命去了,所以留下來的很少。當時文化部要求學校一定要招夠多少人,但是來報考的人數還不夠招收人數,等於是來一個招一個,我就這樣撞進去了。”
打基本功講求“背”
藝術情感講求質樸
在不斷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中,方增先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獨有的理論,他説他畫畫講求的是“背”。為了更加精準地了解人體結構,包括每個骨頭的位置,每條肌肉的紋理,方增先甚至跑到醫學院去看屍體解剖,“一塊骨頭一塊骨頭地看”。到了後期,模特只需要在他面前站上一會兒,他的腦子裏就已經有這個人的整體模型了。“我腦子裏的這個人,比我眼前看到的人要準確。”談到如今藝術專業的學生缺乏這樣的基本功訓練,方增先的態度是,問題還是出在老師身上,很多老師就沒有這種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國畫的改革問題漸漸被提上日程,如何用傳統的中國畫來表現當代社會的變革和人民生活變化,成為新一代年輕國畫家要完成的歷史使命。1955年,方增先創作出了《粒粒皆辛苦》這幅表現農民收割麥子的作品,成為了當時主題性現代人物畫的典範之作,也為他日後的創作鋪墊了一個方向。“國家號召要注意節省糧食,糧食問題很重要。正好那個時期我到敦煌去,在路上看到北方農村收割麥子的場景,我腦子裏的構思就出現了,這是典型的中國農民愛惜糧食的思想。我覺得這個主題很好,既是生活的,又是創作的。”
1983年,方增先離開任教多年的浙江美術學院,赴上海中國畫院工作,到任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遠赴青海玉樹寫生,這對於自小便有胃病的方增先來説,可謂是一次冒險。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高原寫生,這一堅持就是數十載寒暑交替。
在與高原牧民的直接接觸中,離開故鄉五十多年的方增先,仿佛一下子被什麼觸動了。“我一到藏區,就被他們那種從骨子裏散發出來的質樸打動了,他們的那種真,在我們的現代社會裏,已經消失殆盡了。”正是這份來自高原的質樸,為方增先的藝術創作埋下了厚實的情感基調。在其日後創作的大量以藏族牧民為題材的作品中,這一情感也借筆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
雙年展創始人談前衛藝術——
學西方要融入中國的符號
廣州日報:您的《説紅書》、《艷陽天》都屬於特殊時代背景下的作品,那到了上世紀90年代,風氣産生了變化,您會覺得特別困惑、不知所措嗎?
方增先:那個時期,西方的現代主義已經向中國開放了,原來是不允許西方的東西進來,我們看不見,也沒有打算去學。等到開放的時候,我的年齡也大了,已經習慣了原來那套東西,對西方這一套東西我既學不到,也不喜歡,覺得抽象的東西就是一種形式感,好像沒有多大意義。但是年輕人一看就喜歡,他們學得快,沒包袱,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構圖和形式。
廣州日報:您創辦了上海雙年展,您卻説“我不喜歡西方那一套東西”。
方增先:對於西方前衛的東西,我實際上是看不懂的。雖然我們搞的雙年展已經算比較前衛的了,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中國的現代畫,還是中國的。其實這個前衛藝術就算是在西方,除了藝術家自己,也沒人搞得清楚。對於我來説,現在我只能説習慣一些了。
廣州日報:堅持要辦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方增先:我覺得這樣做,主要是上海這個地方,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個點,這裡的老百姓最大的好處是,即使他們接觸到的東西很怪,看不懂也不會罵人,他就自己琢磨,這是什麼意思?不懂,但是不排斥。前衛藝術如果先到其他地方去,就不行。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藝術家來找我,説你完全可以搞,而且唯獨上海可以搞。
廣州日報:您曾經説過,現在中國學西方,搞形式的東西太多了。
方增先:的確“形式”在現在的中國很流行。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形式本身不是壞事情。既然你研究美術,怎麼不可以研究形式呢?
廣州日報:中國藝術家在西方市場得到的認可越來越多,但在國內也面臨很多質疑和爭論,對此您怎麼看?
方增先:這個裏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歡用中國的符號,因為這是現代藝術的表達方式。用古代的長衫啊,某種凳子啊,這樣的東西拿出來,一般是西方人看起來好,中國人看起來也好,這部分人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是有一部分人,學西方的東西學過了,完全跟著他們走,西方人不喜歡,中國人也不喜歡。因為西方人覺得你是跟我學的,你不怎麼樣,中國人也不知道你表達什麼意思。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前衛要有中國的符號,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進去,這樣子會更好。
談藝術熱點——
畢加索的東西説不定是隨手勾的
廣州日報:這兩年藝考的熱點問題很多,您對藝考的火熱現象有什麼看法嗎?
方增先:現在的美術考試,聽説是每個考生發一張照片,比如一張石膏的照片,然後根據照片來畫。真石膏有一個缺點,因為不同的角度,有些角度比較好畫,有些比較難畫,因此有很多家長有意見,覺得難度不同。現在為了擺平群眾,就換成照片,這完全是錯的,抄照片,跟眼睛看,是兩回事。畫一個石膏,或者一個人,放照片是沒意思的,就是要看人,直接看人是最生動的,理解的角度也不同。
廣州日報:現在的藝術生有一些是因為高考成績不過關,沒法上重點或普通高中,所以“退而求其次”來考藝考,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方增先:現在的考生,幾千人加在一起的藝術素質,都沒有當時“文革”後的那批學生好。原因很簡單,現在的考生都有發揮長處的地方,有的搞物理,有的考化學或者數學,各個方面都可以去,幹嘛要擠到畫畫裏來?所以美術專業不大有人才出現,都被分掉了。説難聽點,藝術是學不好的,藝術,就要有天賦,認為藝術可以學起來,不要天賦,這是笑話,根本不可能。
廣州日報:您曾説現在的展覽,中老年藝術家參加得太少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方增先:到了老年,還能浮在上面、有名的人不多,那幾個人大家是不會忘記的,還是會邀請,其他第二流的藝術家就被忘記了。實際上這些不屬於“尖子”的,也應該被邀請,這些人在表達生活和想法方面,不僅僅只有技巧,應該讓他們經常出來才好。但是現在都不大看見了,被淘汰了,很無情的。當年跟齊白石風格一樣的人多著嘞,在北京有一個學齊白石的人,畫得很好,你看我現在連他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廣州日報:從事國畫創作幾十年,如今您對國畫的理解是什麼呢?
方增先:從藝術的表達來説,在繪畫裏面,最有處理空間的就是中國畫。可以很粗的線,可以很細的線,也可以一個點,可以水墨浸染,什麼手段都可以。所以它可以搞得很複雜,很有分量、很厚重,也可以幾根線,非常簡單。油畫在中國有一定的基礎,從法國從蘇聯傳承過來,但是像畢加索那種,在中國搞的人沒有做出分量來。雖然只是簡單的幾根線,但顯然這裡面有很講究的結構關係。畢加索的東西,你講他一定有什麼想法,都很難説。因為他後來有名了,大家老是講他這個了不起了,那個怎麼樣,其實也不一定,説不定是隨手勾的。
大家簡介
方增先,1931年生於浙江蘭溪人。歷任浙江美術學院副教授、教授,上海中國畫院副院長、上海美術館館長、上海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作品多次在國內外展出並被收藏。代表作有《粒粒皆辛苦》、《説紅書》、《孔乙己》等。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畫集》、《方增先畫集》。專著有《怎樣畫水墨人物畫》、《結構素描》、《人物畫的造型問題》等。(20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