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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古琴隨著中國傳統“士”階層的消亡而日漸衰落的時候,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的幾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改變了它日漸式微的命運:2003年,“古琴藝術”被確定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産代表作”;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上全世界都聽到了中國古琴的聲音。自此之後,“古琴”從遠古的“高閣”上向我們姍姍走來,它變得不再高處不勝寒,變得不再曲高和寡。
清冷,“上世紀50年代 彈琴的人不到一百”
5月在“琴川”——江蘇常熟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古琴藝術節餘音還未了,中國古琴藝術大展又在第三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産節掀起波瀾。繼而,7月末,福建長泰龍人古琴文化節上高朋滿座,琴界專家學者促膝共探古琴保護與傳承。而2011中國國際西湖琴會,自5月一直到10月,杭州西湖每天都能聆聽到當下古琴名家的“高山流水”之音。
今日古琴界盛事不斷,但誰又能想象古琴的處境曾經是多麼清冷。據了解,上世紀50年代,全國會彈古琴的人還不到100。
“文革”時大家都不敢彈琴了,嶺南古琴名家、嶺南派第八代傳人謝導秀回憶説。他一位廣州朋友,家裏有很多名貴琴,那時以5元一架賣出去也沒人要。十年動亂後,他用了全部積蓄40元買了一張明代古琴“流泉”,把荒廢了10多年的琴藝重新拾掇起來,當時廣州也只有幾人玩古琴。
毋寧説是“文革”,就是在改革開放後,彈古琴的也寥寥無幾。深圳首家古琴社——春風琴社社長、廣陵派古琴名家龔一的弟子姚亮告訴記者:“1989年我來到深圳時,聽古琴的人非常少,彈古琴的人幾乎沒有。那時全國彈古琴的也就千百人。”雖然彈古琴的人數呈攀升態勢,如今有兩三萬,但與其他樂器比起來,古琴仍然是冷門。
龔一曾撰文《關於古琴音樂的社會定位》寫道:“關於古琴音樂生存與發展的觀點,激烈相向幾乎到了針鋒相對的程度。有説古琴必定‘衰落’,將‘蹶而不振’‘淪為博物館藝術’;有説‘可以注入新的生命,使它在新時期生存。’”儘管眾説不一,但古琴家及古琴音樂愛好者對於必定“衰落”的觀點,幾乎無一贊成。
復興,把古琴從“博物館” 拉了出來
就在音樂理論家們還在爭論古琴應該進入博物館還是走向大眾的時候,21世紀初幾個在古琴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把“古琴淪為博物館藝術”之説駁斥得體無完膚。這兩大事件就是“古琴藝術”被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産代表作”以及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上中國把古琴音樂展現給全世界。
有人説,在古琴復興的路口上,標誌性的“路牌”是1954年成立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現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會。楊蔭瀏、李元慶、查阜西、管平湖等學者和琴家,以卓越的遠見著手于一系列意義重大的工作:建立琴會社團、收購琴器琴譜、召集演出雅集、普查琴人分佈、採錄琴曲音響、編纂琴學文獻、組織打譜會議、舉辦鑒賞展覽。古琴的復興正是始於此。
如果説20世紀末音樂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會成立,它把古琴從即將“淪為博物館藝術”的懸崖邊上拉了回來,那麼21世紀初“古琴藝術”成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産代表作”,以及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廣陵派古琴名家陳雷激揚手輕撫“太古遺音”,則把古琴從懸崖邊拉回了一大步,並使它逐漸從“高閣之上”走向“井水飲處”。
龔一曾撰文寫道:50年代初,古琴音樂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下,得到了政府部門的扶持和重視。以查阜西為首的前輩琴家,不論在介紹古琴音樂、整理古琴遺産、傳授琴藝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艱巨努力和巨大貢獻。整理的數百萬字的文獻,壘疊盈尺,推動了古琴音樂的理論研究。3次打譜會議《碣石調 幽蘭》、《廣陵散》、《酒狂》等一大批古代琴曲的復響,使不太為人所知的古琴音樂引起了世人的矚目。1956年始,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幾所院校設置了古琴專業,培養了近20名古琴專業的學生,這些後一代的古琴家,對於古琴音樂的繼承與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