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品市場飛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引發了諸多問題。比較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會出臺新的政策去鼓勵藝術品回流麼? (這是海外市場人士普遍關注的問題)

　　從今年3月紐約佳士得和蘇富比亞洲藝術周的拍賣可以看出，中國藝術品不論是古代青銅器還是民國瓷器，價位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沒有數以萬計的“頑固的”“不肯放手”的中國藏家的推動，這樣的漲幅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這樣的印象也給人感覺一絲危險。

　　專家們一致覺得今年3月22日，紐約蘇富比推出了戴潤齋先生專場，以此意味著這個市場進入了下一個新的階段(這裡作者應該是針對美國的亞洲藝術品市場)。

　　戴潤齋先生來自上海，是為極具天賦的藝術商人，也是中國藝術貿易史上一個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經賣過很多藝術品給布倫.戴奇 (Avery Brundage)先生和賽可樂博士(Arthur Sackler)，這批藏品也因此奠定了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和華盛頓賽可樂美術館的基礎。

    如果從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出發，一位藝術商人遠離家鄉，並將數以萬計的中國藝術品銷往西方國家，實在不是什麼值得慶祝的事情。失去重要的藝術品的‘憤怒’也已經跨越了亞洲，而被感知了。這些長期流落西方或者日本的藝術品，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身世遭遇到了拍場上轉化成了部分中國買家今天的熱情。

　　青銅器一直是中國文人追捧的對象，在二戰期間，西方學者也對青銅器有了極大的興趣，這也自然使得大量青銅器流失海外。但是中國的鑒賞家們/學者一直不贊成青銅器的收藏，因為青銅器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盜墓等行為發生。但是這種態度近幾年在台灣，香港率先有所變化，大陸的買家也跟隨著這個潮流。越是流散在西方的文物，越是激起中國藏家將其‘贖’回國的願望。

　　第一個讓人吃驚的案例就是一件公元前12世紀的商代青銅器(鼎)，在蘇富比上拍的，從4萬-6萬美元的估價，被中國藏家一路抬至27.85萬美元。另外一件公元前11世紀的青銅器，品相也並不是很好，估價在2萬-3萬美元，卻最終以17.05萬美元成交。這樣的故事被重復了太多次了。中國的買家像‘信徒’式的在收集文物而非收藏了。

　　“瘋狂的購買”並不局限于古代青銅器。一件估價在1萬-1.5萬的黃色玻璃器皿終以15.85萬成交。一個“乾隆”的款識，就意味著它出身宮廷。但是拍賣行在開始時卻沒有意識到中國藏家對於“一切宮廷之物”的迷戀。這種迷戀或許是出自個人身價的追尋(擁有皇家的東西也能顯示自己的高身價)，也許來自愛國主義。

　　3月22日，一直以來對於‘品相有缺陷’的偏見得到了顛覆，一件朱紅漆器衣櫃，內有嘉靖年款識，板面有些損傷。最初的估價0.8-1.2萬美元，一度流拍，但是這次的拍賣中卻以15.85萬美元的高價成交。

　　在3月23日蘇富比的拍賣，揭示了現在強勁的中國市場的另一面。這天的拍賣以宋代瓷器開場，這是一批精美且出處明確的藏品。最值得人注意的一件藏品，從3萬-5萬美元的估價，一路漲至12.25萬美元。日本流傳的意見稀有的宋代瓷器讓所有的藏家都沒了抵抗力，定窯暗刻牡丹紋瓶，最終這件11世紀的精美瓷器以86.65萬美元成交(高於估價)。

　　另外一件舉世無雙的宋瓷是一件暗刻牡丹黑褐釉的梅瓶。但是這件瓷器似乎只是日本藏家所鍾愛，並不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西方審美一直比較推崇宋瓷，但是宋瓷在眼下中國的收藏並不如其它門類火)。這件瓷器最終成交價為50.65萬美元(買家並非中國人)。但是藍紫色窯變的鈞窯卻受中國買家的追捧。 何以鈞窯受追捧呢?學者們目前認為這種鈞瓷，這些鈞瓷的底面都印有數字，可能是專門為宮廷所定制的，這種帶有數字的鈞瓷在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都有類似藏品。蘇富比成功的徵集到了這樣一件藏品，這件藏品原屬Vivian Bulkeley-Johnson船長，他可能參與了英法聯軍對清皇宮的洗劫。

　　這件鈞瓷在2003年11月12日，以13.03萬美元從蘇富比賣出，現在它的估價是20-30萬美元，中國買家的‘憤怒’直接將其推至221萬美元成交。同場，一件元代的青瓷杯及盞托僅以1.18萬美元成交。這件器物造型技法都十分罕見，可以説是整個專場最為稀有的一件拍品了。十分大的反差是，同場拍賣中同時期的另一件青瓷，出自 Alfred Clark夫婦舊藏，卻以50.65萬美元成交。

      由此可見，“藝術”大概是中國買家在購買“藝術品”時，最後考慮的一件事情了。事實清晰如下：中國買家的“瘋狂”與“熱愛藝術毫無關係”。
      瘋狂還在繼續：一對18世紀的白玉碗在蘇富比上拍，估價為2-3萬美元，最終以19.45萬美元成交。拍場上，十件拍品過後，中國買家似乎都殺紅了眼。一件白玉倣商代青銅器的玉雕，上有乾隆禦題詩。這件東西看起來很是拙劣，也看不出任何歲月的痕跡。蘇富比的專家卻給了7萬-9萬的估價，在我看來已經很高了，但是中國瘋狂的買家最終卻以165萬美元將其購得。

　　另外一個“過度的”“奢侈的”的例子也發生在這個專場拍賣中，一對17世紀黃花梨的椅子，既不是很稀有也無特殊款識，是一位美國藏家從香港購得的。估價在20-30萬，但卻不可思議的達到了277萬美元。

　　一件十分普通的黃花梨的櫃子，帶一些黃銅配件，以6.25萬美元成交。一件近代的景泰藍花瓶拍得2.5萬美元。一對19世紀末的景泰藍花瓶也以6.58萬美元成交。

　　遠不止這些，你會發現任何中國藝術品只要與歷史有關聯，不論其本身是多麼缺乏創造力，都能夠激起拍場中中國人的激情。一幅十九世紀晚期描述平輿戰爭的宮廷畫。這段戰爭史顯然有效的阻止了這幅畫作陷於平庸，最終以超其最高估價198萬美元成交。

　　瘋狂的拍賣在今年紐約蘇富比春拍的瓷器中變得越發猖狂，一件民國粉彩瓷器6000-8000的估價，居然以131萬美元成交。更誇張的是，一件被蘇富比定義為類屬民國的普通的粉彩瓶並且有著明顯的傷痕，從800-1200美元的估價，竟一路飆升到了1800萬美元。所有人瞠目的同時，我感覺中國人拍賣似乎像是在做一種任務，不管好的壞的，古代的近代的，只要是流落他國的就一定要買回。

　　這種不可理喻的購買已經觸及到了中國藝術品的任何一個門類：青銅器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追捧，即便是在近幾年流失的，中國買家也不放過。一件1998年流至香港的西周青銅器，以其三倍的估價33.8萬美元成交。　在蘇富比每年上拍的時候都會有一些不註明時代的藏品，一件紅木的鳥籠，據悉是1974-1975年時美國藏家從上海購得的，此次拍得了8.05萬美元(11倍其估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