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運河保護與申遺二次“提速”

淮安運河船閘前排隊的船舶

　　2011年4月12日，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公佈，到2014年前的申遺工作時間表也基本確定。2012年9月，申遺文本將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預審；2013年8月前完成全部申遺準備工作並接受國際專家現場評估考察；2014年提交世界遺産大會審查……中國大運河保護與申報世界遺産工作，迎來了自2009年正式啟動以來的第二次“大提速”。

　　一條大運河 半部中國史——溝通南北的“中國血脈”的獨特人文價值

　　“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規模最大、線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運河，是農業文明時期最具複雜性、系統性、綜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大運河縱貫中國中東部地區，穿越五大流域，歷經兩千餘年，時間空間尺度之大世所罕見，顯示了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的卓越成就，代表了人類農業文明時期的技術巔峰，體現了人類偉大的創造力和頑強精神。”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如此評價中國大運河。

　　以下關於大運河作為人類共同遺産價值的敘述，讓人們重溫和深刻體會這條獨特的“中國血脈”厚重的歷史人文內涵：

　　中國大運河始建於公元前486年（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徵調民伕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開鑿“邗溝”，成為後來大運河在江蘇境內的一段），包括隋唐宋時期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元明清時期以北京、杭州為起始的京杭大運河和從寧波入海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連的浙東運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和安徽8個省市，是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規模最大、線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且目前仍有1100多公里在正常通航的運河，發揮著重要的交通、運輸、行洪、灌溉、輸水等功能，被國際工業遺産保護委員會在《國際運河古跡名錄》中列為最具影響力的水道。

　　大運河是世界唯一一個為確保糧食運輸安全、維持古代帝國統一的目的，由國家投資開鑿、國家管理的巨大工程體系，是解決中國南北社會和自然資源不平衡問題的重要措施。大運河自北而南分別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水網體系涵蓋中國東部大部分地區，實現了南北資源和物産的大跨度調配，溝通了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促進了不同地域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國家統一、政權穩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和科技發展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中國和世界歷史都産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大運河是人類農業文明階段在地質、水文、水利、水運、土木、橋梁等方面與運河相關技術整體的集中體現，展現了人類在農業文明階段人工運河修建和維護所能達到的最高技術水平。大運河的河道工程、樞紐工程和關鍵工程區段都是大運河的工程技術的重要節點，具有極高技術價值，代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程設計水平。這些工程均是按照不同地點、不同針對性、不同需求，集成了規劃、設計、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藝、方法諸多技術要素而完成的。

　　大運河中的一些“樣板工程”河段集中體現的前人智慧和歷史延續，影響至今。

　　北京通惠河的白浮甕山河段起自昌平東南白浮泉，終至甕山泊（今頤和園昆明湖），通過嚴密的地形與水資源勘查，這條引水渠道為水資源匱乏的北京成功地開闢了新水源，實現了跨河調水。這條引水線路設計非常精密，32公里長，高差僅4米，縱坡降在萬分之一左右，今天的京密引水渠還是基本沿襲了當時設計的路線。通惠河及其水源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引水路線及城市水系的格局，直至今日，依然沒有改變。

　　公元1072年，宋代科學家沈括組織汴渠水道的測量，採用“分層築堰法”，得到了相當精確的數據，準確測得汴渠高差為19丈4尺8寸6分。這是歷史記載最早的水準高度測量，比歐洲的水準測量早700餘年。

　　南運河結合自然地形與人工做彎使河道形成連續彎道，達到“三彎抵一閘”的客觀效果，實現不建一閘即可調節航道水深，有效提高通航質量的目的。南旺分水樞紐工程是大運河上最具技術價值的節點，通過一系列疏河濟運、挖泉集流、泄漲保運以及增閘節流等結構縝密的配套工程，科學地解決了引水、分流、蓄水等複雜的技術問題，有效保證了大運河連續500餘年暢通無阻，其規劃思想、水工技術和建造水平充分展現了我國古代水利工程的獨特創造和精湛技藝，堪稱世界水利史上的傑作。戴村壩設計之巧妙、造型之美觀，堪與世界文化遺産都江堰媲美，素有“江南都江堰，江北戴村壩”之説，是研究中國水利建築珍貴的實物資料。清口樞紐工程是京杭大運河的中樞、漕運的重要交通咽喉，它不僅有17世紀前世界規模最大的砌石壩，而且其完善的工程體系集中了中國傳統水利的主要水工建築結構形式，是世界上工程規模最大、運用時間最長的水利樞紐工程之一……

　　大運河不僅是中華民族先民偉大智慧的結晶，同時也見證了中國政治制度的變遷。它是已消逝的中國歷史上一種特殊的制度體系和文化傳統——漕運制度和文化的重要載體。

　　漕運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物資（主要是糧食）的一種資源調配製度，同時也成為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政治經濟制度，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意義。中國歷代政府非常重視漕運，逐漸建立起一套完備的運輸管理和河道管理制度，兩者互相制約、互相支撐，共同構成了中國獨特的漕運體系。明清兩代，國家開始設立專門的漕運和河道機構，分別負責漕糧運輸和河道治理，管理各地漕運事務，維護大運河的暢通。

　　大運河沿線閘壩、倉庫、鈔關、傳統街區、城市等各種類型遺産反映了漕運制度和文化的興起、發展、繁榮、沒落乃至消亡的完整過程，見證了這一中國獨特並已消逝的制度體系和文化傳統。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城區中心，保存著明、清兩代統管全國漕運事務的漕運總督的官署建築群。

　　中國古代的鹽政同樣與河運密不可分。西漢開運河，便利運鹽，其後各個朝代均利用運河進行鹽業運輸、收取稅收等。位於揚州的兩淮都轉鹽運使司衙署是大運河沿線城市中重要的鹽業管理機構。大運河以漕運、鹽運為主要水路運輸商品的特點得以見證。

　　即使在今天，大運河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仍有10萬多艘船舶長年航行在運河上，載重量高達1500萬噸左右，一年的貨運量能達到2.6億噸，相當於3條京滬鐵路。2005年，運河蘇南段的貨運量高達1.65億噸，貨運週轉量120億噸公里，相當於5條滬寧鐵路或6條滬寧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