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潘：文學已死，詩歌“復活”

　　日前，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其詩作引起廣泛關注，其中涉及到徐帆、劉亦菲等女星的作品引發熱議，被稱為“羊羔體”，與詩人趙麗華的“梨花體”並稱。車延高稱希望網友更多地了解他的作品。並坦言官員的身份和權力，並不能給他帶來作品。（10月21日《新京報》）

　　一直少有人關注的文學，在這一刻好像靈魂附體熱鬧了起來，不過，這種關注度，好像已經與詩歌乃至文學無關了，或許是得益於徐帆、劉亦菲以及紀委書記這幾個要素吧。正如趙麗華通過騰訊微博表明的態度：“其實魯迅獎跟魯迅狗屁關係沒有”，所以也沒必要在意這樣一個假魯迅之名的獎項。同時關於魯迅獎的一些內幕、猜測（比如“找關係跑獎、花錢買獎”等）也在網上流傳。此外最近還有一事，《延河》雜誌在其官方博客上發表了兩篇博文：《延河》2010年第九期自由來稿截圖（顯示的一組“鳳姐”的詩歌），和《延河》編輯劉全德為鳳姐寫的2000余字文學評論。這些都淪為公眾笑柄的事件，也正再次驗證了“文學已死”的慘澹現實。

　　在2006年，文化批評家、詩人葉匡政説：文學死了……它的軀體正在腐爛，但是同時，一個互動的文本時代來了。這個互動文本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官二代李啟銘的狂言“我爸是李剛”之後，網絡上“我爸是李剛”造句大賽火熱開始了，精闢的詩詞頻現，比如：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剛；柴門聞犬吠，我爸是李剛；人生得意須盡歡，誰讓我爸是李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我爸是李剛……於是在這一刻，詩歌“復活”了。

　　很多人也都意識到了，如今文學已經分裂為兩個場域，其一是大眾文學，在文化市場上熱鬧非凡，形成一餐餐庸眾的饕餮盛宴，娛樂至死。其二是文學場裏在場權力者和精英掌控的嚴肅文學，寫作者把作品當作囈語的後花園，不接地氣，成了少數人孤芳自賞的消遣了。加之現在是娛樂化文學（或稱之為大眾文學）的一支獨大，使得文學所謂的神聖性盡失。作為快餐式消費品的大眾文學與文學“藝術行為”，在市場上大行其道，詩人賣身、作家裸奔、文人緋聞等等，就是娛樂路線的鮮活案例。而在這種情況下，文本特殊、傳播便利的詩歌，成為了最好的娛樂化載體。

　　於是，文學真的已死了，只剩下詩歌以全面的面目與功能“復活”，從王兆山的“做鬼也幸福”，到鳳姐詩作上《延河》，再到“梨花體”、“羊羔體”的橫空出世，在詩歌造句與寫作軟體的引領下，構成了一組壯觀的娛樂化時代下世俗浮世繪，詩歌被賦予了全新的解讀社會的深義。這也就足以説明了，公眾對於車延高及其詩歌的嘲弄，並非是指向具體個人的，更多的是長期沉積下來的文學祛魅的爆發。“祛魅”一詞源於馬克斯韋伯，指對於科學和知識的神秘性、神聖性、魅惑力的消解，引申之，也可以指主體在文化態度上對於崇高、典範、儒雅、宏大敘事等方面存在著懷疑。而長期以來，我們文學場域裏的很多負面事情，就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祛魅效應，將文學圈的劣跡赤裸裸地暴露于陽光之下。

　　就如刊發于6月26日《羊城晚報》上的《兩個“貪官詩人”與文學的權力尋租》一文顯示，落馬的原河南安監局黨組書記、副局長李永新，在鶴壁“103”特大礦難發生不久前，正在北京用公款召開個人的新書發佈會。還有一個與李永新可以比翼雙飛的是原山東齊河縣委書記李鳳臣，其在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一年中，用公款出版了七本詩集，迅速成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詩刊》、《人民文學》理事，被捧為“李鳳臣模式”、“詩壇神話”。就在他東窗事發前，2006年4月，中國作協還為他慶賀五十大壽，特意召開他的《天命集》座談會。此兩人都是中國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是中國作協力捧、迅速躥紅的貪官詩人，這足以讓我們見識了文學與權力媾和的曖昧關係：文學向權力獻媚的醜相，而權力則借文學來自我化粧。

　　於是乎，一個副省級市的紀委書記這麼高級別的幹部獲獎，難免讓有些人浮想聯翩，因為論行政級別，李永新只是正局級，李鳳臣更只是副局級。再加上他一些詩作中的娛樂化要素，自然成為公眾的關注焦點。所以這些“羊羔體”所引發的爭議，正好構成了一幅壯觀的權力浮世繪，隱喻了權力化粧術的盛行，戳痛了詩歌乃至文學神聖性的淪陷。當然，作為圍觀者，其實不應該只糾纏于“羊羔體”的狂歡與惡搞，更應該去關注的是這個獎項的評選與運作，以及更層次的中國文學的各種深層危機，如此，才是真正有益於重塑中國文學與權力倫理的公共行動。

　　當然，這一切都並不值得憂傷，我們更應該樂觀的看到，從根本上説，這樣的嘲弄，其實正是文化的庶民的勝利的表現，或許這種惡搞式的“復活”能夠讓詩歌得以“祛魅”徹底，在寫作價值觀重新洗牌之後，形成一種全新的詩歌美學（娛樂大眾、剝離説教意味、反諷解構等），於是如此看來，這層意義比起任何文學或者文化的意義，來得更加深遠，成為文化走向具備現代價值取向、尊重常識的一個優美姿勢，然後能夠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面對這些時代的變化與文化的生老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