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官員強拆有恃無恐説明了什麼？

    作者：童大煥

      廣西北海銀灘（白虎頭村），周邊地塊已經達到每畝700多萬元，樓房均價突破萬元。相比之下，村民拿到手的賠償還不到十分之一。於是，拆遷爭奪戰再度上演，地方官員警告民眾，“出了人命，最多網上熱鬧十幾天就過去了，對我們沒什麼影響，對你們有什麼好處？”（2010年10月14日《時代週報》）

      北海銀灘這位幹部很諳中國國情，他説的多半是實話。君不見，在開啟微博直播維權新時代的宜黃拆遷事件中，一邊受到了處分的縣長，一邊還在親自帶人連夜搶奪屍體。而縣委書記，則親自帶領40人的大部隊攔截上訪的兩個弱女子。事後，“宜黃官員惠昌”給媒體的公開信裏還這麼寫道：“當大家都在對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從某種程度上説，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説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在基層權力構架中，強拆是有強有力的機制保障的。以北海銀灘為例，該市銀海區法院、檢察院，以及市、區兩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到場監督。在這樣的拆遷中，政府、法院、檢察院是一體的。實際上司法不能獨立，就是行政控制。在一個個強拆事件中，法律、法院被迫聽令于地方長官的行政命令，公民沒有自由權利而只有被壓迫，已經是一個再清晰不過的圖景。這一點，連普通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北海銀灘的當地百姓説，“政府如果按照黨中央、國務院賠償和拆遷，我就接受。否則我就堅決反抗。我不怕強拆，就怕法律。”在村民李冰鳳看來，“官司打來打去，但最後還是北海法院來處理”。而北海法院只聽令于地方政府。

      另一方面，在強制拆遷和徵地過程中，現有基層的村民民主自治也不起作用。姑且不論基層選舉中往往受制于地方大家族勢力和縣鄉兩級基層政權，即使老百姓能夠以真民主方式選舉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也可能保護不了他們的權益。北海銀灘事件中，村主任被拘就是一個注腳。連自己的自由和財産安全都保護不了，還談何保護村民利益？

      寄希望於媒體廣泛報道後，當地官員得到懲處，那也是個小概率事件。一方面，上級不可能對媒體聽風就是雨，不可能把媒體當令箭，而當幾乎所有的強拆事件都能得到曝光時，“四面楚歌”局面下的上級機構，選擇從哪“下手”就是個問題。另一方面，從行政機制上來説，最終問題的處理，包括對違法違紀官員的處理，還是“終點又回到起點”回到地方上！即使有上級督辦，在信息不對稱成為一個永恒難題的情況下，下級官員也一定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信息，甚至不惜欺上壓下。就算暫時有個“交代”，也多半可能將處分變為對官員的另類保護措施，等風平浪靜後東山再起讓官員悄然復出。而這樣做的成本和代價幾乎為零。

      地方官員的有恃無恐，充分説明現有的約束機制對他們已經基本不起作用。媒體和網上曝光？熱鬧過後很快就煙消雲散；法律約束？司法地方化下從何談起？上級監督？信息不對稱且最終裁定權還是落到地方。而絕對的地方行政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也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挽弓當挽強，擒賊先擒王。讓百姓來決定地方官員的命運，地方官員才能屁股決定腦袋，真正替百姓的利益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