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身份證何以淪為“身份症”

    據報道，身份證丟失引發的“烏龍案”比比皆是，或者是被警方錯誤抓捕，或者是催款單纏身。據推算，全國每年丟失身份證的約有100萬人次以上。（9月25日《檢察日報》）

    身份證實際上是一種“權利證”，根本目的在於“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但現實中，身份證丟失卻屢屢給人們帶來種種不安，不得不提心吊膽地“捂緊身份證”。這顯然與立法目的格格不入。

    何以至此？不能不説，目前我國身份證以及相應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本身的不夠健全完善，應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居民身份證法》為例，雖然該法規定，不得“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證或者使用騙領的居民身份證”，但對於“遺失或被盜的身份證是否自動失效”，“管理部門採用遺失或被盜的失效身份證，應負什麼責任”等具體關鍵的問題，卻並沒有做出明確規定。

    當然，在《身份證法》之外，去年2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侵犯個人信息罪”——“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而言，這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其中設定的犯罪主體範圍較窄，對於如何舉證也缺少相關規定——如果沿用一般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顯然不利於對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有效追究。也正是這種背景下，儘管侵犯個人信息的事很多，“侵犯個人信息罪”也已正式頒行一年多，但在司法實踐中，相關案例卻極為罕見。

    總之，身份證淪為“身份症”，既是社會之症，更是法律之症。在事前規制、事後懲戒兩個方面，均需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方面法律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