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光靠“礦領導下井”還遠遠不夠

    廣西河池市環江縣紅山朝陽煤礦突擊提拔7名礦長助理，下井帶班，因為國務院要求，井下作業必須有領導與工人同時下井、升井。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輿論紛紛抨擊或者恥笑地方礦企這種做法。是的，這種做法使一個安全捆綁規定迅速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執行，但在執行的同時規定也變成了廢紙，給予抨擊，完全應當。

　　然而，“政策”總是會面臨“對策”，難道不是一個從來就有的問題嗎？

　　領導與工人進行安全捆綁，當然是意在通過“誰也跑不脫”的方式，使礦井改進安全措施。然而，對於執行者來説，難道一定會朝著“積極方面”努力，而不是以消極的方式去合乎要求？

　　報道質疑“礦長助理”算不算領導，據説尚無定論。這是迂腐之論。算又怎麼樣，不算又怎麼樣？算，礦企可以繼續以礦長助理下井；不算，礦企可以將礦長助理改叫副礦長，你總不能説副礦長也不算領導吧。

　　很早以前，我聽説一些地方有“名義礦長”。名義礦長，就是頂責預備隊員，礦上的事情無須過問，只在礦井出事後代真正的礦長去承擔責任。現在廣西朝陽礦突擊提拔的礦長助理，並不比專職頂責的“名義礦長”更誇張。

　　其實，現在我們還難以判斷以礦長助理去應付規定是權宜之計，還是長期打算。加強安全措施有一個過程，礦企可能因安全一時無法滿足規定，臨時任用礦長助理；也可能礦企根本無意加強安全措施，把任用礦長助理應付規定作為增強安全的代用品。

　　煤礦安全本來是有一系列標準的，就像任何一個公共場所都有消防標準，達不到標準不得運營。如果我們需要的是安全達到標準，那麼應當堅持不達標準礦企不能開業。如果現實中默許安全不達標也可以生産，那麼強調領導下井，只能是使領導也面臨死亡的危險。道理是這樣的：許多礦企往往並不屬於礦領導，而屬於出資人，如果安全成本高於事故成本，出資人就可能不把事故當成一回事，礦領導下井就下井吧，反正“礦領導”不愁沒有人當，何況還可以有“名義上的礦領導”。

　　因此，礦領導下井固然有作用，但根本辦法還是不達安全標準不得生産，同時提高事故成本。安全不達標，生産無條件停止。不達標而通過驗收，安監部門負主責。出了安全事故，礦企必須有鉅額賠償，而不是一條命20萬（或者40萬）了事。

　　現在的問題是牢門太緊，標準太松，賠償太低，導致礦難無盡。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責任事故罪、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徇私枉法罪，有多少落在個人頭上的？安全標準有多少是在出事前發揮有效作用，而不是專供出事後説明原因的？賠償有多少是讓企業傾家蕩産，達到威懾作用的？這些無疑是更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