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防止“辛亥革命百年慶典”庸俗化

　　如果在“紀念辛亥革命慶典”中附帶了太多額外的東西，在社會效果上難免有庸俗化之嫌，從客觀上也矮化了有關紀念活動的社會意義。

　　據報道，明年10月，辛亥革命將逢100週年。而從今年年初開始，一場百年慶典“落戶權”的爭奪戰在武漢、廣州、南京、廣東中山等熱門候選城市之間展開。

　　作為改變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捩點，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自不待言。特別是在國家尚未實現完全統一、國共兩黨尋找新合作模式的現實語境裏，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還可以昭示中國人破除歷史迷障和隔閡，持續不懈地追求國家現代性的努力。

　　從這個意義上觀諸武漢、廣州、南京、廣東中山等城市對百年慶典落戶權的爭奪，當然能夠感受到歷史對於後人的強大召喚力、感受歷史情結的延續，但也不免感受到地方經濟和政績渴求對於這場重大慶典的驅動力有多大：有爭辦城市早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便公開表示，要為籌備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慶典投資200多億元，而記者粗略統計發現，最後用於申辦辛亥革命百年慶典的直接投入不到4億元，剩餘196億余元投資實則搞了城市建設；即使在慶典工程清單內，也有不少項目並非單純紀念性工程，而屬商貿、商業地産類項目。

　　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是多年來許多地方政府熟稔的招商運作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本來最具品牌價值的人文富藏成了不少地方經濟和政績訴求的幌子，在過度開發的鑿痕中面目全非，價值萎縮。

　　近年來，這種對真實人文的非理性開發甚至延伸到了神話、文學等虛擬人物和事件的“故里爭奪”上。爭奪不是為了人文精神遺産的廣泛傳播和代際傳遞，而是為了通過對某一人文産品的主權佔有，實現經濟和政績上的跨進。從實質上説，對人文資源的爭奪是非物質領域的“圈地運動”，其對於人文精神的殺傷力，不得不需要我們警覺。

　　因此，對於辛亥革命慶典落戶權的爭奪，難免不讓人感到一些擔憂。主辦這場慶典的歷史意義，完全有可能被現實的巨大利益所遮蔽：獲得了慶典主辦權，意味著申請財政撥款的幾率大大增加，意味著大規模的新造城運動獲得了合法而正當的理由，意味著風險持續擴大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得到了規避渠道。將這些收益相加，意味著地方政府主導權限的擴大和抗風險能力的大大增強，當然，這都成了“政績”。

　　但是，這其中蘊含著巨大的風險是明擺著的———

　　其一是投資風險。辛亥革命慶典的舉辦只剩一年時間，很難想象，如果動輒投資達到數百億元，那麼在這麼短的時間裏，投資項目的設立、審核和動工是否會過於倉促？是否會出現決策質量下降和建設浪費的問題？用什麼機制保證避免類似問題發生？

　　其二是程序風險。主辦慶典是否需要大規模操辦，對牽涉部分市民的生活、工作的準備工作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涉及公共事務。公共事務需要經過合法程序後，才能得到公眾的全力支持。

　　毫無疑問，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和社會的轉型、發展的熱情值得肯定，但是紀念辛亥革命這樣一段嚴肅的歷史，一些地方不計成本地投入到一場慶典的爭奪戰中，是否有些太不嚴肅？如果在“紀念辛亥革命慶典”中附帶了太多額外的東西，在社會效果上難免有庸俗化之嫌，從客觀上也矮化了有關紀念活動的社會意義。當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這一重大歷史話題擺到面前之時，實際上，如何紀念也成為了考驗地方政府的歷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