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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辛亥革命"名片如何打?歷史研究對接現實生活

發佈時間:2010年07月05日 10:46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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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廣東近代史,是一部人才輩出的風雲激蕩史。近日,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林雄來到省社科院,圍繞如何評價近代以來廣東在全國的文化地位,如何弘揚近代先賢優秀的人文精神,與著名歷史學家、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學者張磊展開對話。

  張磊就林雄提出的“如何發揮廣東學術研究傳統優勢”一問,從抓緊各個學科建設、倡導正確文風學風、挖掘歷史文化品牌等多個角度,進行了深入詳細的闡述。他認為,廣東應該在“給學術以廣闊時空”方面走在全國前面,營造寬鬆的言論環境,搭建開闊的交流平臺,激勵、促進學術成果的高質豐産。但是,他也特別強調,“百家爭鳴不等於不負責任的文化相對主義”,不能一味奉行“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不辨是非的折衷做法,顛覆英雄,專務“翻案”,對各種思潮不加分析判斷和取捨,等於放棄原則和導向。

  另一方面,針對盤活歷史文化資源、重塑廣東對外文化形象等問題,張磊認為,廣東是嶺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和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如果充分挖掘這四個方面的資源,文化影響決不遜於別的省份,但是目前還做得不夠,特別是在文化名片的“有形”呈現上欠缺火候,經營功夫不足。譬如廣州在古代是赫赫有名的港城,當年不亞於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大港,但在現實中卻很難看到集中反映海洋文化、展示文化交流和商貿往來的人文景觀的代表性“基地”,使得宣傳效果打了折扣。正在積極修復黃埔古港、古村的文化工程完成後,當會令人大開眼界。

  明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廣東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和孫中山故鄉,應當如何打好這個品牌?相比各地搶奪“辛亥革命”文化名片的大手筆,廣東辛亥革命紀念館因資金等問題在完成搬遷工作後尚未動工,張磊憂慮之情溢於言表。

  張磊

  學者名片

  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省社科聯原主席。1933年生於天津。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為國內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權威學者。現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省文史學會會長等職。主要學術著作有《孫中山思想研究》、《孫中山論》、《孫中山評傳》等。參與主編《孫中山全集》、《孫中山辭典》、《廣東百科全書》、《廣東省志社會科學志》、《嶺南文化志》等,曾獲中國圖書獎及廣東省社科優秀著作獎等多種獎項。2005年,獲頒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別學術成就獎。

  ○現場速寫

  重塑歷史人物慎防“全面顛覆”

  此次對話中,林雄將最近頗受關注的“城市綠道”概念,引入文化建設領域。他説,除了需要興建健身綠道,也要重視打造“文化綠道”,“讓文化成為城市生活須臾不可缺的一部分”。他表示,在振興文化産業方面,不僅注意構建創新平臺,也要注意尋找贏利模式,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建設文化強省系統工程的長效機制。兩人共同肯定了珠影通過體制改革、自主拍攝發行主旋律電影、擴張院線、設立影視創意園區和拍攝基地,回復元氣,重振信心的種種舉措,對於廣東投拍的、反映華工血淚史的電視劇《金山》,表示期待和支持。

  在談到歷史題材影視劇作品的改編問題時,張磊以幾年前央視播出的電視劇《走向共和》為例指出,該劇試圖“還原”晚清劇變時期政治鬥爭的複雜形勢,“立體化”地重塑歷史人物的面貌,這個出發點本來是沒有錯的,但錯在為了避免“臉譜化”傾向,卻走向了另一個“全面顛覆”的極端。對李鴻章、袁世凱、慈禧等人物不惜筆墨,打著“人性化”的旗號,將其美化成“悲情人物”,淡化其種種倒行逆施的行為實質。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領袖的描述卻頗為粗陋。劇中表現孫中山的部分,如興中會的建立、廣州之役、倫敦被難等重大經歷均被浮光掠影一筆帶過,甚至捏造他在巡撫衙門前當眾剪辮遭到毆打的情節,把已為革命領袖的孫中山醜化成逞匹夫之勇,編劇自詡為“不戲説、不演義”,實際上顛倒歷史、誤導觀眾。歷史的真實是:走向共和的起點是興中會的建立和廣州起義,而非已經破産的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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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學術引領風潮

  “生態倫理”在經濟社會轉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林雄: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廣東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一些昔日享有的、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不再明顯,過去全國人才蜂擁南下闖廣東,現在是南雁北飛,集中于京滬。

  張磊:積極引進西方學説,並進行本土化解説和闡釋,曾經在百餘年中國歷史進程中産生過深遠影響,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就是最好的典範,而在今天,我們同樣需要放眼全球,博採眾長,以文化、學術建設為轉型時期的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林雄:建設文化強省應當有領先全國的拳頭項目,廣東的學術思想成就,是否可説是我們的一個傳統優勢板塊?

  張磊:我年前曾經碰到一個上海資深作家,對方竟然對我説,你們廣東有什麼文化啊?我馬上就反問他,從南越王到孫中山,廣東怎麼沒有文化?我們是有自己的優勢的,特別是近代時期,廣東是全國意識形態的創新中心,維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澎湃,朱執信、楊匏安等人更是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即使從狹義的學術而言,上世紀20年代以降,中山大學曾是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領域的重鎮。陳寅恪、杜國庠等大師輩出。所謂文化沙漠或準文化沙漠,豈非無稽之談。

  林雄: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廣東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一些昔日享有的、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不再明顯,過去全國人才蜂擁南下闖廣東,現在是南雁北飛,集中于京滬。在這種情況下,廣東想要在文化上擁有競爭力,繼續佔領學術高地,又該從哪入手呢?

  張磊:情況確實如此,但我覺得廣東學術界在引領風潮、開風氣之先這點上,優勢還在。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經濟學界思想解放,在理論和實踐上作出了很大成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倡導中,還頂住了不少壓力。人文科學研究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國近代史及孫中山研究頗受學界重視。要繼續將優勢發揚光大, 學界除了不斷解放思想,還應密切關注世界,敏于和善於吸取先進的新理念。舉個例子,隨著環保、低碳觀念的深入人心,最近在西方流行的“生態倫理學”就引起了廣東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提到倫理,過去通常指的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行為規範,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也講“天人合一”,但“生態倫理”這個新概念,把“倫理”的涵蓋範圍擴大到人類自身與周圍自然環境的關係。換句話説,人與自然界之間也要講倫理,人類只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員,特色之一是具有理性, 不能唯我獨尊,自私自利;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環境,造成生物種類滅絕,就違背了人與自然之間應有的道德契約,難免受到自然的懲罰。

  事實上,包括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在內的一個團隊,已經在把理論付諸實踐。廣東省生態倫理研究院(民間智庫)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當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許多有識之士的關懷和支持。我們之所以重視這個學説,主要是想強調生態倫理在我國、我省、珠三角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的重要作用:生態倫理應該內化成為一種日常的生活守則,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也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把這個問題研究透,廣東將又構建出一個學術高地。積極引進西方學説,同時加以本土化解説和闡釋的方式,曾經在百餘年中國歷史進程中産生過深遠影響,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就是最好的典範,而在今天,我們同樣需要放眼全球,博採眾長,以文化、學術建設為轉型時期的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科學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