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證明”實乃“制度花瓶”

　　加強官員的家庭道德建設，確實很有必要，但應以公眾監督為主，而不是將“寶”押到官員配偶身上。實踐已經證明，諸如“家內監督”之類的“自體監督”，註定只能成為一個“制度花瓶”。

　　“從沒有夜不歸宿現象，晚上在單位加班也經常打電話告訴我。對我很關心體貼……”這是湖南省邵陽縣原商務局副局長鄧笑天擬提拔公示期間，妻子唐亞玲向縣委組織部出具的家庭道德鑒定書。（9月8日《人民日報》）

　　像邵陽縣這樣將考察幹部的觸角伸向幹部的生活圈、社交圈的做法，近來時有所聞。前不久，江蘇省沭陽縣對96名鄉科級“一把手”進行年中考核時，就曾將領導幹部“忠於配偶”等個人品德情況納入考核內容；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也以紅頭文件的形式，規定幹部提拔任用必須就其家庭美德表現徵求其所在單位、村(居)委會和家庭成員的意見。在其它一些省市，亦不乏類似的規定。

　　應當説，在“問題官員”找情人、“包二奶”之風盛行的今天，各地將家庭美德作為對官員的考察內容，實屬無奈之舉。《西安晚報》2009年7月10日曾經報道，中紀委、中央組織部第二巡視組組長，原中紀委常委祁培文在廣東省東莞市作“三紀”教育報告時指出：“在中紀委查處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問題”；現行《婚姻法》修改起草專家小組主要負責人巫昌禎教授的統計也顯示：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幹部中60％以上“包二奶”，2009年廣州、深圳、珠海三市公佈的102宗官員貪污受賄案件中，“包二奶”率更是高達100％！

　　在此背景下，將家庭美德納入官員考察的內容，體現了一些地方對官員思想道德建設、和諧美滿家庭建設的呼籲和倡導，有利於將廉政關口前移，其初衷無疑值得肯定。但是，儘管如此，筆者仍然覺得邵陽縣此舉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要求擬提拔幹部家屬出具家庭道德鑒定書，是一種公權侵入私權的行為。誠然，相對於普通群眾而言，領導幹部應當讓渡一部分私權，因而具有比一般人更小的隱私空間，比如其個人財産更應當接受公眾監督等。但是，領導幹部作為社會的一員，只要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以權謀私、不違法亂紀，就應當得到組織和社會的認可，其讓渡的私權不應包括私人領域裏的家庭關係等問題。當公權管到官員臥室甚至是床頭的時候，這樣的公權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只剩下傲慢和“天真”。

　　其次，由幹部家屬出具家庭道德鑒定書的做法，也難免“失真”。要求夫妻中的一方證明另一方家庭道德存在問題，本質上與“自證其罪”無異，不符合基本的道德倫理。再説，大量腐敗官員與其配偶的夫妻感情可以説是“一往情深”，而且很多腐敗行為本身就是從“枕頭風”開始的，指望腐敗的“貪內助”在做家庭道德鑒定時實話實説、“大義滅親”，不現實、也不可能。

　　最後，由幹部家屬出具家庭道德鑒定書的做法，甚至可能誤傷好人。官員具有家庭美德，當然值得提倡。但是，“清官難斷家務事”，家庭美德存在問題也應視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比如，官員與配偶確實性格不合併導致感情破裂、而配偶出於多種原因又不願離婚，如果僅僅根據配偶出具的家庭道德鑒定書就認定官員的家庭道德有問題而不予提拔重用，顯然有失公允。

　　加強官員的家庭道德建設，確實很有必要，但應以公眾監督為主，而不是將“寶”押到官員配偶身上。實踐已經證明，諸如“家內監督”之類的“自體監督”，註定只能成為一個“制度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