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不夠道德的“家庭道德鑒定書”

　　“從沒有夜不歸宿現象，對我很關心體貼……”這是湖南邵陽縣原商務局副局長鄧笑天擬提拔公示期間，其妻子唐亞玲向縣組織部出具的家庭道德鑒定書。邵陽縣日前規定，幹部提拔公示期間，家長和配偶要分別介紹其家庭道德表現情況，出具家庭道德鑒定書。當地官方表示，這是落實使用幹部“以德為先”的一項具體措施。（《人民日報》9月8日）

　　幹部提拔須過道德關、“以德為先”，當然沒有問題。但以“家庭道德鑒定書”的形式來評判幹部道德的合理性、可行性，顯然值得推敲。

　　一方面，既沒有法律規定，家長和配偶有必須向組織部門出具家庭道德鑒定書的義務；另一方面，也同樣沒有法律規定，組織部門有權要求家長和配偶出具這樣的道德鑒定書。

　　即使從道德層面看，要求家長和配偶出具家庭道德鑒定書的做法，其實也是不夠道德的——無論這樣的“道德鑒定書”鑒定出什麼樣的道德結論，“有德”抑或“無德”，事實上都不可能具備足夠的道德合理性。比如，若鑒定結論是“有德”，這顯然有自我吹捧之嫌，並不值得完全當真和採信。眾所週知，家庭成員之間如夫妻之間，實乃利害關係密切、利益高度統一的共同體，為家庭成員“説好話”乃至奉獻溢美之詞，本是人之常情。試想一下，若非感情早已嚴重破裂，哪個父母、妻子會去惡評子女、丈夫的道德，以至於耽擱其仕途前程？

　　另一方面，若鑒定結論是“無德”，證明效果或許很有力（連親人都説你無德），但對家庭道德倫理本身而言，顯然又是不道德的——鼓勵家庭成員、親人之間相互反目，進行道德上的檢舉、揭發，破壞夫妻、親子之間天然的倫理親情，這合乎道德嗎？事實上，正是基於對這種倫理親情的高度尊重和呵護，在許多法治成熟的國家，親人之間都是可以豁免相互作證的法律義務的——即使確實知情，也有權拒絕檢舉自己的親人。法律上的作證尚且如此，更何況道德上的作證？

　　“家庭道德鑒定書”作為官員道德的批判依據之所以不夠恰當和合理，還在於，雖然都叫“道德”，但家庭私德與幹部為官所需的職業公德，並不是完全吻合的一個概念。在具體現實生活中，它們之間甚至可能構成某種衝突和悖反。比如，一個官員將貪污賄賂所得用於提高家庭成員的物質生活條件，利用手中權力為配偶子女的就業升學提供方便，雖然嚴重違法、違背職業公德，但在家人眼中，他卻完全可能是合乎家庭私德的好丈夫、好父親、好兒女。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在許多腐敗案件中經常看到“家庭腐敗”、“家族腐敗”——丈夫前門當官弄權、妻子後門收錢納賄的一個基本背景。

　　所以，若真要讓幹部過“道德關”，來自家長配偶的“家庭道德鑒定”是靠不住的——無論是其鑒定的主體還是內容，均得不到充分信任。而真正靠得住的只能是，訴諸廣大公眾選民的“社會道德鑒定”——一個官員究竟是否足夠道德、具體需要哪些方面的道德，都應交由授權于他的民眾來評判鑒定。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前提不可或缺：官員包括家庭財産在內的各種個人信息，須全面公開、讓公眾充分知情。

　　任何時候，幹部道德都不是個人家務事，而是一項嚴肅的公共事務，因此，職業公德而非家庭私德才是其核心內容。簡單地將二者攪在一起、混為一談，其實既無助於公德的提升，也無益於私德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