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琳：中國南方汛情緣何吸引世界眼球

      造成數千萬人受災的西南大旱災，過去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國再次遭遇了直逼1998年的特大洪水，南方九個省區的受災人口達到了1003萬人，死亡132人，失蹤86人，倒塌房屋6.8萬間，經濟損失大約是145億元。這幾天海外的許多媒體，也不約而同地把關注的目光轉向了中國，那麼它們會怎麼來描述中國的這場洪水和救災的情況呢？

      勞春燕：其實這些年，海外的媒體很久已經沒有關注中國的洪澇災害了，但為什麼今年都會紛紛地把目光投向這次中國的南方汛情呢？洪先生。

      洪琳：我覺得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這個災難確實規模非常大，而且是在氣候變化，也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大的背景下發生，這種極端的這種天氣，自然災害給人類的挑戰很大。還有一點更重要的一點，外國媒體在關注中國應對災害的過程中，注意到了我們常説的一個詞“多難興邦”。我們看到今年年初以來，像玉樹的地震，包括王家嶺的礦難，不同災難的形式出現以後，實際上我們應對得體的時候，外國媒體越來越注意到，中國在應對災難的時候，發揮它自由體制上的一個優勢。因此發現每一次出現災難的時候，我們出現了挑戰，我們去應對挑戰，那麼在災難面前，我們摔倒了，我們爬起來，然後變得更堅強。

      這個過程中，包括民族的團結，愛國的熱情等等迸發出來，在整個國家的統一協調下，都變成了一個戰勝災難的力量。這個時候，實際上外國媒體關注的就是中國拿什麼去戰勝這個災害，是你國力的增強，是你龐大的資源，還是體制上的優勢？剛才小片子裏説的，媒體上實際上已經點到了，中國體制在災難面前的優勢在哪，如何運用我們體制去戰勝這些災害？

      勞春燕：我也看到這次西方的很多民眾也是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都對中國表示同情，以前只聽説中國威脅論，這次發現中國雖然説它這些年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快，也是成為的世界經濟的發展的火車頭，但是中國其實這麼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德國《南德意志報》它有一個評論，它説在中國，針對洪水的抗爭是一場“永遠的戰鬥”，怎麼來理解這句話？洪先生。

      洪琳：我們中國人説治水，實際上從大禹治水開始，那是幾千年前的事情，而且當時就有堵和疏的爭論，中國治水是歷史的事情，而且多少年來，你比如説回顧這些年的大水，印象比較深刻。1998年的洪水，規模也是非常大，這時候發現，中國這個國土面積比較大，而且自然條件非常複雜，西部有高山、高原，東部比較平洼的地方，本來從西到東落差很大，比如到湖南、湖北九省通渠這個地方的時候，就容易發生水災。因此我們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比美國同緯度的國家，包括國土面積，自然條件相近的國家要大得很多。因此從中國來講，水災一直是我們面對的一個非常巨大的生態災難。

      勞春燕：所以治水的英雄也是特別多，治水的故事也特別多。

      洪琳：所以對我們來説，治災基本上從大禹治水那方面開始，我們中國一個最成功的經驗是什麼，治應該是一個常態，因為災難什麼時候都有可能發生，不是説你能預想得到的。突如其來就發生了，類似地震這樣的災難，因此治災應該是一個常態。而且我們發現，平時就應該提高警惕，就像防害災難的到來，平時就應該向災時一樣，這樣的話，大家有平時應對的準備，真正災難來的時候，我們可能像平時一樣從容。因此這次你看到，這麼大的一個水災，但是從上到下，包括武警、官兵，包括百姓組織調動等等，相對來講是非常有力的，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範圍，整個江南、華南範圍，廣東、江西、湖南、福建等等，這麼大的範圍，幾乎是歐洲幾個國家同時受到這麼大災難的時候，所以我説這個指揮調度確實受到很大的關注。而且外國也在反思也在想，中國這麼大的水災面前，怎麼去應對，應對之後他們又能看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