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狹窄，但港府至今沒有對私家車上牌進行過任何限制。近十年來，香港增加了8.2萬輛汽車，這些新增的汽車基本是私家車。而對於政府的公務用車，港府在購車上則有嚴格的限制，10年間港府公務車輛數不增反降，減少了812輛。(7月12日《南方都市報》)

　　中國進入汽車時代，全球銷量第一已持續多年。有車，不再是中國人奢侈的夢想，而成為日常的生活方式。可是，幾何增幅的車輛，也帶來城市交通的擁堵，城市污染的加劇，高峰時刻已經成為城裏人現代化生活的新煩惱。尤其是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交通擁堵已經成為不得不治理的城市病。在北京，上車牌實行的是搖號制，要搖得車牌，煞是費勁；上海實行的是拍賣制，價格不菲；剛出臺的廣州新車政則綜合了京滬實行“搖拍制”……不管實行的是哪種“制”，無非是想通過有效的治理手段，減緩汽車在城市的增長，以破解城市交通擁堵和空氣污染。

　　不過，京滬穗三地的車政實踐，由於處於初始階段，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一是這些基於管理善意的舉措帶來了諸多不合理的溢出效應，如使車牌照價格高企，如畸生法外的高價代理行業，如導致牌照分配上的不合理，如引發豪華車品牌與普通車品牌的市場不當競爭，等等。

　　香港的車輛限購政策可為京滬穗鏡鑒。限公不限私，過去10年，港府公車數量減少812輛和私車增加8.2萬輛形成了鮮明對比，讓人一窺香港公權力對公民權的敬畏與呵護。

　　最大限度地減少公車存量，最大限度地減少新購公車數量，將公車象徵的特權和待遇轉化為公共性，並成為各地車政治理的重點。少了這個前提，無論京滬穗還是其他城市，城市車輛管理就很難令各方滿意。

　　限公不限私，平權不特權，香港給京滬穗等內地城市樹立了車政的標桿。港府的成功經驗不妨“拿來”，以破解限車帶來的公平問題。當然，內地城市也有自己的政情和市情——公車改革不到位，公共交通不發達，所以在借鑒香港經驗的同時也要結合本地實際。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公平的政策設計是第一位的。

　　其實，香港交通治理值得內地城市借鑒的，還有在於其“公共交通極其完善，地鐵網絡四通八達，且與巴士的接駁堪稱無縫，市民出行極其便利”，所以，雖然香港私家車持車成本非常高，多數家庭不買私家車，但市民基本還算滿意，習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甚至“港府官員坐地鐵上班的也並不罕見”。換句話説，加緊完善公共交通，才是解決城市交通病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