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體現時代、貼近生活、服務人民上，“延安命題”需要全新的當代回答

　　70年前的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毛澤東所作講話，引來與會者熱烈掌聲。

　　當年，面對4萬多懷抱報國激情匯聚延安的文化青年，面對他們與現實接觸不多、對群眾“不熟、不懂”等種種問題，毛澤東以高超的理論智慧，厘清了“文藝與時代”、“文藝與生活”、“文藝與大眾”等基本問題。文藝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文藝作品的源泉是人民生活，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這些論斷，為中國文藝工作和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

　　這些“延安命題”，也是每個時代的文化工作者都必須面對的“元命題”。放在70年後的今天，《兄妹開荒》可能吸引不到哼唱《雙節棍》的嘻哈青年，《王貴與李香香》也難以獲取數字化一代的共鳴。時代場景的轉換，必然需要文化推陳出新，這正意味著，在體現時代、貼近生活、服務人民上，“延安命題”需要全新的當代回答。

　　電視劇、出版物生産數量都已世界第一，文化産業增加值加速遞增……近年來，文化發展成就斐然。然而，繁榮之下，仍有“虛胖”嫌疑。如果電視裏或是長袍馬褂、寬袍大袖，或是高級飯店、時尚派對，如何表現時代的深刻變革？如果“山寨”成為創意的源泉，“仿製”成為設計的標準，如何體現社會的文化品質？如果一擁而上建人造景點，生搬硬造搞大型節慶，如何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正因此，“延安命題”顯出其穿越時代的意義。

　　市場經濟條件下，群眾通過消費進行文化選擇。産品沒有市場，就意味著不能吸引觀眾；得到了市場認可，就贏得了觀眾的掌聲。這雖與延安時代藝術家們面對的情勢大不一樣了，但“群眾”這個關鍵詞卻始終沒變。自認為“現實性”、“時代化”的文化産品，如果不能經受市場的挑戰，不能得到群眾的認可，只能證明對時代體察不夠深刻、對社會了解不夠深入。“格格”紅了，男主角就都設計成“阿哥”；一本書火了，所有書名就都帶上“那些事兒”……在産品和市場也陷入惡性循環時，終究需要文化工作者製作出更吸引人的産品來打破。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心術》，編劇以“臥底”醫院大半年的親身經歷寫成，切中醫患關係的社會痛點，因而得到較高收視率。而源於幾個年輕演員“北漂”經歷的《北京愛情故事》，同樣在年輕人中引來廣泛共鳴。從《潛伏》到《雙面膠》，事實證明，你選擇了時代、社會和人民，時代、社會和人民也會選擇你。

　　我們每年生産500多部電影、1萬多集電視劇、過億冊圖書……正是因為文化市場的繁榮發展，文化工作者才更需要深思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振聾發聵的提問。“穿盔甲、舞大刀、騎戰馬”的電影輸給一個世紀前的冰海沉船，是不是因為遠離了公眾最真實的情感？高投入、高科技、大場面的演出卻落得個票房寥落，是不是缺少更深入的思考和最基本的真誠？實際上，即便是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考量，也需要更多想想，文化産品如何才能更好地滿足公眾所需？

　　時隔70年重溫《講話》，雖然其中一些觀點，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但回答好“延安命題”，仍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