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之所以對改革産生焦慮，實在是由於過去的一些改革給他們或多或少帶來過傷害。就是在當下，伴隨著各種相關改革而産生的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依然讓相當數量的民眾對改革心有餘悸。

       今年的全國“兩會”，改革又成為熱門話題。不僅“兩會”代表、委員主張改革必須加大力度深入進行，參加“兩會”的國家領導人也一再強調改革要攻堅，必須搞好頂層設計和配套進行。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卻對改革持有一種矛盾的焦慮心態——在盼望改革的同時，又擔心改革的結果還不如不改。民眾之所以對改革産生焦慮，絕非由於見識短淺，或對改革的前景看得過於暗淡，實在是由於過去的一些改革給他們或多或少帶來過傷害。就是在當下，伴隨著各種相關改革而産生的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依然讓相當數量的民眾對改革心有餘悸。

       當然，改革不可能一下子盡善盡美，改革本身是一個對現有落後體制破舊立新的過程，由於其有很大的創新性，因此很容易出錯，這一點大多數民眾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在現實中，一些權力部門關起門來搞改革，將複雜的改革工作簡單化，對於涉及民眾利益的改革，一不認真聽取民眾的意見和聲音，二不切實保護民眾的權利和利益。這才是民眾對改革産生焦慮感的真正根源。

       市場經濟建設使社會形成了利益多元化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搞改革，只有在改革的目標、措施上取得共識，才能形成改革的社會合力。但我們一些負責制定改革方案的權力部門，在改革的過程中喜歡冠冕堂皇地講一些抽象的大道理，對於細緻深入地徵求群眾意見的工作，卻常常是以走過場的形式應付了事。甚至認為“一百個民眾，就有一百個意見”，這些意見大多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自私想法”，“如果把民眾的意見看得太重，改革就會成為沒完沒了的議論，改革就會拖到猴年馬月”。殊不知，民眾的意見雖多，甚至相互對立，但讓這些意見充分表達，甚至進行公開辯論，本身就是讓社會各群體相互理解、相互認同、消除社會偏見的好機會，改革的共識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尊重由這種過程中産生共識的改革，才能贏得民心，才能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如果不充分經過這樣的民意表達和辯論過程，就以權力部門自己的意見為主張，簡單制定並實施改革方案，往往不是打擊多數民眾，就是傷害少數民眾；就算是不偏不倚的改革方案，民眾也往往會産生人人都很吃虧的感覺。所以，如果改革不能自下而上形成社會共識，民眾就會産生自己意見不被尊重的焦慮。

       民眾對改革焦慮的另一個來源，是我們許多涉及民眾利益的改革，民眾的利益不但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讓他們常常産生自身利益總是在改革中被犧牲掉的感覺。當一項改革涉及社會不同群體利益調整時，改革成敗的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平衡好各相關群體的利益。然而，一些群體卻能影響改革政策的制定，並採取有關的影響行動，就能在改革中爭取更多的利益，現實中少數權勢集團就是這麼做的。在這方面，普通民眾由於人數眾多、利益分散，有時根本無法産生自己的利益代表，有時是有代表也不能對改革産生實質的影響，民眾因此成了不能影響改革方案制定過程的改革弱勢方，改革中他們的利益常常被輕易犧牲掉。因此，只要權力部門關起門來搞改革，常常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在對外宣傳時説要讓民眾放心，改革保證能讓他們獲益；另一方面對改革方案的制定過程和進展嚴格保密。而結果通常是：要麼改革方案因為利益集團的博弈難以找到平衡點而遲遲不能推出，要麼就是在犧牲了普通民眾利益後突然推出。民眾對這種改革，只能是充滿失望、憤怒和焦慮。

       分析了民眾對改革産生焦慮的真正根源，我們就會明白，許多改革雖然初衷是好的，也是社會發展所必須的，但如果方法不對、措施生硬，一樣會産生損害群眾利益的結果，引起民眾對改革的焦慮。就目前來説，在許多領域的改革中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改革權力部門化和關起門來搞改革的現象，這是許多改革方法不對、措施生硬的重要原因。這種權力部門關起門來搞的改革是沒有生命力的，其對一些明顯不合理、民眾早已等得不耐煩的制度的改革，如“三公消費”等，總是一拖再拖，讓民眾從期望到失望，最後到不指望。所以，要消除民眾對改革不斷增加的焦慮感，須對權力部門大權獨攬式的改革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