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參加了一個關於留守兒童的座談會，談到貴州松桃一個叫裴國艷的女孩。當有人介紹在孩子6年的成長中，她在外打工的父母只回家看過她3次時，現場一位專家憤怒了，情緒近乎失控地譴責這對農民工父母不負責任：把孩子生下來卻不給她應有的關懷，如果沒有做好準備就不應該生孩子，起碼每年應回家一次陪孩子。專家的這個態度引起了激烈的爭辯。

　　同作為父母，我能夠理解這位專家的憤怒，但我跟她説：這樣缺席“審判”孩子的父母對他們是不公平的，沒有誰比父母更愛自己的孩子，我們是不是該問問他們為什麼不回家陪孩子？在家陪孩子，對我們這些人看來很平常，可對窮人真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我們要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而不能帶著身份和道德優越感去批評他們。

　　這一次的討論，讓我感受到了階層間的隔閡和社會的斷裂失衡。在很多問題上，都會因為缺乏切身的體驗，缺乏對不同階層的人生存狀態的感知，而無法真正理解對方。這個社會的很多衝突、矛盾和誤解，多源於此。

　　兩會正在進行，代表委員都在積極建言獻策，或闡述對社會發展的理解，或提出對公共事務的建議，或表達本階層的利益訴求，我認為這些都非常好。但有一點請注意，代表委員要有彌合社會隔閡的責任意識。

　　比如，我們的代表委員提關於留守兒童的議案提案時，就不能把問題全部歸咎於孩子父母的不負責任——這樣的身份優越感，只能進一步撕裂階層的情感裂痕，加深誤解和隔膜。我們的代表委員中，很少有留守兒童的父母，很少有留守問題的切膚之痛。要在留守兒童問題上提出真正貼近本質、真正解決問題的建議，必須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了解他們的世界，才能真正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為他們代言。

　　前段時間，九陽希望基金組織專家和媒體赴廣西馬山，體驗貧困山區孩子的午餐問題。活動結束後，很多專家和記者都感慨，原先雖然看過不少報道，但這一次實地走進他們的生活後，才真正明白了“頓頓吃黃豆蒸飯是什麼滋味”，才明白“19個小時無進食”的意味。這對我們的代表委員們是一個啟示，坐在大城市空調房的電腦前寫提案議案，永遠都有一層隔膜，真正用腳走進那個與自己生活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才不會隔著。

　　我看到政協委員袁隆平院士算了一筆賬，他説：我今年的建議是政府要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他在建議後附了一份表格，稱“農民種一畝地只賺7.5元”——城市人是永遠無法理解這個數字的，甚至會為這個數字感到震驚。而農村人都知道，袁院士説的是實話。袁院士能提出這個建議，因為他的腳一直深扎于農村這片土地，沒有任何隔膜，他深知農民的疾苦。

　　一些代表委員在兩會上積極為本群體代言，這值得尊重，兩會本就是一個各利益群體博弈的場所。但我更尊重那些能為缺乏話語權的人代言的代表委員，比如拍電影的張藝謀委員呼籲“電影票降價”，作為富人的陳光標呼籲向自己徵稅，靠教英語賺錢的俞敏洪呼籲“四六級英語與大學畢業脫鉤”。

　　彌合這個社會的隔膜，需要代表委員們這種超越本階層利益，甚至向自身利益開刀的勇氣。需要代表委員們能真正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併為他們的利益奔走呼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