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表示，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建議制定《編制法》，制止“官滿為患”。（3月11日《都市快報》）

       作為最基層的公務員，實事求是地説，劉錫榮對“官滿為患”現狀的描述有點誇張，只是極個別極端地方的案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官滿為患”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包括筆者工作的地方也不例外，不少尚未達到退休年齡的非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在家休養，就連不到30歲的筆者平時大部分時間也是無所事事，帶來了嚴重的冗員、人浮於事、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義氾濫、漠視、無視老百姓利益，揮霍、浪費納稅人財富、行政開支巨大等問題，招致老百姓怨聲載道。

       事實上前幾年就有學者對我國歷史上官民的比例做過統計，西漢時是1:7945，唐高宗時是1:3927，清朝康熙年間是1:311，新中國建國初期大約是1:600，而目前高達1:28左右，有學者更是就此指出我國目前官民比例為古今中外之最。當然官員的惡性膨脹早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中組部、中編辦在2009年初就曾下發了《關於規範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書長配備問題的通知》，規範地方政府的副職配備超編問題，但是此舉並沒有遏制住官員膨脹的趨勢，相反在不斷地惡化。

       不可否認，我國缺乏一部完善的《編制法》的確是導致官員膨脹、“官滿為患”的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法律的約束，導致官員超編無法做到依法處理，但這不是根本原因。一方面中組部的副職幹部編制配備的通知沒有阻止官員超編的事實；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律對官員編制配備作出了規定和約束，但實際執行效果很差，沒起到約束作用。《國務院組織法》明確規定“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但實際上不少國務院部委的副部長、副主任超編，而且長期沒有得到治理。比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曾多達9人，超編5人，很多國家部委的副部長、副主任達到6人，超編2人，領導配置人數沒有超編的部委不到一半，這足以説明法律的缺位不是導致“官滿為患”的根本原因，根源在於體制缺陷。

       事實上在現行的壓力型體制下，官本位思想不斷強化，導致官員編制配備缺乏監督和約束機制，導致地方政府的一把手為所欲為，想設什麼機構就設什麼機構，想提拔誰就提拔誰，想招人就招人，沒有行政編制供應，就安排事業編制，沒有事業編制安排，就招沒有編制的臨時工。

       換言之，走出“官滿為患”困境，既要出臺《編制法》，對官員編制配置進行規範，更要依靠體制改革。加大對地方領導，尤其是一把手的約束和監督，嚴格規範不屬於官員、但是耗費納稅人錢財的臨時工招聘，對於違反規定的超編問題，不只是開除超編人員，關鍵是對同意超編人員入編、同意招聘臨時工、同意提拔和安排超編的領導幹部的主要負責人給予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