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列席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開幕式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用不了10個月就會出臺異地高考相關政策。他同時表示：“異地高考是有條件的，除了考慮城市承載能力外，還對家長和孩子有一定條件要求。（3月9日中國青年報）

       有評論説教育部此番表態是破冰之響，然而深入分析，所謂破冰之響，恐怕雖然有“響”，但破不了多少“冰”。且不説“一定條件要求”對於許多外來人員而言，可望不可即不會有懸念，即使真的實現了外來人員子女在流入地如北京等城市參加高考，説白了，也不過是多了一些考生可以得到高考錄取中“分數線洼地”的“特權性待遇”。顯而易見，在“異地高考”的背後，更是高招“地域不公”的堅冰。

       如果“異地高考”真的只是戶籍問題，那麼山東、湖南允許非戶籍考生在參加高考，為什麼叫好不叫座？參加高考不就為了上大學嗎，而山東、湖南皆是“高考高地”，高考錄取線在全國名列前茅。同樣考六百分，在北京可以念北大，但在山東連山大也念不了，湖南的情況亦然如此。山東、湖南的考生，但凡有辦法也會做“高考移民”，到“分數線洼地”的省市去搭“順風車”，在這種背景下，外地考生到山東、湖南參加高考，豈不是“找死”？其實，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呼籲，指向都是北京等“分數線洼地”。這個“選擇性”，擊中了高考地域不公的死穴。高考地域不公傷害的不僅是隨遷子女，而更是除“分數線洼地”外的所有考生。

       “地域不公”年年都在製造個人命運的巨大落差。同樣是考生，考了同樣的分數，在北京等城市就能進重點大學，而在有些省區，這種分數能不能進大學還是問題。北京戶籍人口不足1300萬，每年北大、清華給北京的招生指標總在千人以上；而有些人口近億的人口大省，從北大、清華得到的招生指標卻只有一二百人。北京考生和人口大省考生能上北大、清華的機會相差數十倍。比之於其它地方，北京等地的考生，享受著優質的教育資源，而在高考錄取中又可以獲得名額和分數的傾斜，這樣的“馬太效應”，擴大了社會不公的裂痕。

       人沒法選擇出身，也沒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地，但社會應當為每一個人提供盡可能均等的機會。解決“異地高考”要有新思路。這就是打破“地域不公”，不能再讓這種不公“世襲”。也許我們不能一步到位，實現高考統一命題，統一考試，但可以分步走。根據經濟狀況、教育發展程度，將各省市分成A類和B類，同類地區教材、考試和錄取分數線統一。同類地區不受任何限制，同臺競爭；A類地區到B類，按“高考移民”相關規定限制，B類到A類，不受限制。循序漸進，實現了高考錄取中的地域公平，所謂戶籍限制，也就不取自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