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後評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農工黨中央將再提“高校去行政化”話題,準備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提交《關於對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問題的幾點建議》的提案。提案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有兩項重大推動因素,一是民營經濟發展,二是大量國企公司化轉制。提案的建議之一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也急需現代化大學制度建設和民營化這兩個要素,應借鑒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允許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公辦大學,轉制為民辦大學。(3月1日《新京報》)

　　高水平研究型公辦大學,具體而言,就是現在的985高校、211院校。將他們中的一部分高校轉制為民辦大學,有沒有可能?對此,公眾的擔憂聚焦在兩方面:其一,如果這些大學轉制為民辦,是不是學費會進一步提高,貧困生上這些大學,會不會更加困難?其二,會不會降低辦學的質量,在辦學中出現更多的權錢交易、腐敗?

　　放在現行的教育管理制度之下,這種擔憂是十分現實的。本來獲得國家大筆投資的大學,轉制為民辦後,國家投入必然相對減少,學校要維持運行,就可能提高學費,如此,家庭困難的貧困生就失去了上好大學的機會；其次,由於我國整體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有限,高水平大學私立,在“學歷社會”的背景下,學歷就成了賺錢的工具——否則民間資金怎麼有興趣來接盤高水平研究型大學?

　　但是,不能因為有這些擔憂,就放棄嘗試。因為將公辦大學轉制為民辦,本就是教育管理制度的一種改革,而且是為啟動更深刻的教育管理制度而進行的改革。在美國,排位靠前的大學,幾乎都是私立大學,而這些私立大學,在招生時反而青睞貧困生,比如哈佛大學就推出了家庭年收入在6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免交學費的政策；在學校招生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家庭經濟貧困的學生會被優先錄取。另外,健全的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機制,迫使大學必須以教育質量和教育服務來贏得生源的競爭,如此一來,私立大學反而比公立大學更在乎自己的聲譽,更重視教育質量。而由於重視教育,學校聲譽好,更多的社會捐贈(包括校友捐贈)源源不斷涌入,形成良性的辦學機制。

　　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管評辦”一體化的嚴重問題。雖然近年來民辦高等教育得到較大程度的發展,根據201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民辦高校達到676所(含獨立學院323所),招生146.74萬人,在校生476.68萬人,但在整個高等教育中,招生比例只佔20%(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共招生661.76萬人),規模只佔15%左右(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3105萬人)。這個比例無疑是很低的,如此低的比例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向公辦高等教育,不但造成本該保障的基礎教育保障力度不夠(比如直到2008年才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全免費,目前學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學率只有50%多一點),也造成對公辦高等院校的投入不足,各地在發展高等教育時,都存在嚴重的欠債問題,一些學校被追著還債,根本沒有心思想著怎樣辦學。另外,民辦高等教育普遍處於較低層次(去年才有5所民辦高校獲得研究生教育資格),並受到歧視。其結果是,雖然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遠比10年前豐富,可是並沒有給學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選擇。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投資關係,公辦高校相對於民辦高校來説,自主辦學權更小。包括在美國,公立高校也由於財政獨立性弱,而存在辦學自主權(比如招生)小于私立高校的問題。為此,如果我國能對少數公辦高校實行轉制,將有如下好處:其一,改變國家對高等教育想大包大攬卻包不了的情況,減少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投入,轉而集中精力發展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公共基礎教育,提高基礎教育的質量,擴大教育公平；其二,創造條件,吸引更多的民間資金進入高等教育領域,拓寬高等教育的融資渠道；其三,探索政校分離、管辦分開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無論是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都將從“公辦”“民辦”轉為“公立”或“私立”,建立起管理者、舉辦者、辦學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各自權責清晰的現代大學制度。這樣的大學制度,有益於大學朝教育本位和學術本位回歸,而不是現在的政府全權管理、參與辦學的行政色彩很強的機構。

　　當然,實行這樣的轉制,除了注意轉制決策的民主、轉制操作的公開、透明外,還需要根據“管辦評”分離的要求,推進高校“自主辦學、自授學位”的改革以及學生和學校雙向選擇的高考制度改革。因為只有學校自主授予學位,才可能凸顯教育的價值,而不是文憑的價值,引導學校將關注點集中到辦教育上來；而學生選擇大學,則賦予學生“以腳投票”的權利,被選擇的大學必須思考怎樣提高教育質量、改善教育服務來吸引學生。我國近年來的“留學熱”和國內高考棄考現象已經讓高等教育管理者見識了“以腳投票”的威力,問題是,面對這種嚴峻的現實,我國高等教育是真正用勇氣做改變,以應對挑戰,還是繼續維持現有高等教育的格局,而變為溫水裏的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