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補”方式要改進，轉移支付等各種“補”的方式也需改革，對資金管理、使用和監督機制、處罰規則等進行完善

       農業稅免了，種糧還有補貼了，到農村去走走，都會聽農民歷數這樣的變化。這是近年來國家針對農業出臺的最大善政，數億農民因此直接受益，種糧積極性大大提高。採取直補的方式，把補貼款直接打到農民的賬戶上，原本是為了防止國家財政資金的跑冒滴漏，但是實際上，通過各種辦法騙取種糧補貼的現象，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

       央視《焦點訪談》調查發現，在湖北麻城一個村，就通過虛報耕地、重復領取等方式，騙取補貼款5萬多元。去世多年的五保戶，還在領取糧食補貼和綜合補貼，有的村幹部和家屬的名字，反復出現在補貼領取表上。可見，村幹部對此心知肚明，並且參與其中。

       這裡調查的只是一個村子的情況，但根據此前報道和筆者的親身觀察，虛報冒領補貼款的情況，絕非個例。在取消農業稅和各種提留之後，種糧補貼成了鄉鎮和村幹部經手的一筆大錢，自然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很難保證不會有人打它的主意。

       種糧補貼要求直接發放到農民手裏，扣下不給的難度比較大，但由於這一補貼是按照耕地種植面積計算的，虛報耕地面積和種糧面積，成了最常用的手段。一些地方，坑塘荒地也被當成耕地上報，明明種的是其他農作物，也説種的是糧食，以此騙取種糧補貼。多領的錢，一般不會落入普通農民手裏，有的進了幹部和其親屬的腰包，有的進入村裏小金庫，成了村幹部的吃喝招待款。

       種糧補貼來自國家財政，專款專用，如果被冒領挪用，就會有種糧農民無法真正受惠，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虛報耕地，真實的種糧面積縮水，也會誤導國家耕地保護政策，傷害糧食安全和農業這個根本命脈。

       防止種糧補貼被騙取挪用，當然要加強對專項資金的監管，通過公開透明等措施，發動農民進行監督。但是，很多時候，農民覺得冒領的是“上面的錢”，自己的利益並沒有受到直接損失，即使發現幹部有虛報行為，一般也不願主動揭穿。基層幹部能從中得到好處，更成為虛報冒領的積極參與者。這樣一來，專項資金幾乎成了“無主財産”，原本為了減少中間環節的直補，監管也很容易被架空了。

       因此，除了呼籲加強監管之外，還應考慮補貼方式是否科學。種糧直補，原則上應該按照實際種糧面積補貼，種多少補多少。但農民種糧是動態的，逐一核實的難度很大，為了便於操作，一般就按照耕地面積補貼，這就給了虛報耕地以可乘之機。而且，即使按實際種糧面積補貼，也可能造成有人為了拿補貼而種糧，種上之後就不管了，捨不得投入，也起不到鼓勵糧食生産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長期與糧食和農民打交道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建議，給農民直接補貼，不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鼓勵農戶將糧食賣給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農戶可從中盡享補貼實惠，國家又可多掌握糧源，實現多方共贏。

       從“直補”到“價補”，雖然名義上都是補貼，但意義大不相同。不但可以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也有利於改變農産品價格長期過低的“剪刀差”，真正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真正提高農民收入，應該讓農産品價格真實體現農民的勞動價值，而不是依賴各種“補貼”。

       其實，不僅“糧補”，隨著國家財力的增強，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中央對地方、各省市區對地方真金白銀的各種“補”越來越多，光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就達數萬億。這些“補”本是關係到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及住房保障等各種民生的，有些甚至是百姓的“保命錢”，但一些地方部門和個別領導幹部，也瞄上了越來越豐厚的各種“補”，將之當成“唐僧肉”，利用制度尚不完善、監管還不夠嚴之機，或雁過拔毛，或作假騙取，大肆佔為己有，在某些地方，這已成了基層腐敗的新領域。　

       所以，“糧補”方式要改進，轉移支付等各種“補”的方式也需要改革，特別要在資金管理、使用和監督機制、處罰規則等方面加以完善，大力增強透明度，及時堵塞漏洞，並加強對違法腐敗行為的查處、懲治。如此“補課”，才能讓腐敗分子無機可乘，讓善政結出甜果，讓改善民生的資金落入到真正需要的民眾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