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補”方式要改進,轉移支付等各種“補”的方式也需改革,對資金管理、使用和監督機制、處罰規則等進行完善

    農業稅免了,種糧還有補貼了,到農村去走走,都會聽農民歷數這樣的變化。這是近年來國家針對農業出臺的最大善政,數億農民因此直接受益,種糧積極性大大提高。採取直補的方式,把補貼款直接打到農民的賬戶上,原本是為了防止國家財政資金的跑冒滴漏,但是實際上,通過各種辦法騙取種糧補貼的現象,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

    央視《焦點訪談》調查發現,在湖北麻城一個村,就通過虛報耕地、重復領取等方式,騙取補貼款5萬多元。去世多年的五保戶,還在領取糧食補貼和綜合補貼,有的村幹部和家屬的名字,反復出現在補貼領取表上。可見,村幹部對此心知肚明,並且參與其中。

    這裡調查的只是一個村子的情況,但根據此前報道和筆者的親身觀察,虛報冒領補貼款的情況,絕非個例。在取消農業稅和各種提留之後,種糧補貼成了鄉鎮和村幹部經手的一筆大錢,自然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很難保證不會有人打它的主意。

    種糧補貼要求直接發放到農民手裏,扣下不給的難度比較大,但由於這一補貼是按照耕地種植面積計算的,虛報耕地面積和種糧面積,成了最常用的手段。一些地方,坑塘荒地也被當成耕地上報,明明種的是其他農作物,也説種的是糧食,以此騙取種糧補貼。多領的錢,一般不會落入普通農民手裏,有的進了幹部和其親屬的腰包,有的進入村裏小金庫,成了村幹部的吃喝招待款。

    種糧補貼來自國家財政,專款專用,如果被冒領挪用,就會有種糧農民無法真正受惠,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虛報耕地,真實的種糧面積縮水,也會誤導國家耕地保護政策,傷害糧食安全和農業這個根本命脈。

    防止種糧補貼被騙取挪用,當然要加強對專項資金的監管,通過公開透明等措施,發動農民進行監督。但是,很多時候,農民覺得冒領的是“上面的錢”,自己的利益並沒有受到直接損失,即使發現幹部有虛報行為,一般也不願主動揭穿。基層幹部能從中得到好處,更成為虛報冒領的積極參與者。這樣一來,專項資金幾乎成了“無主財産”,原本為了減少中間環節的直補,監管也很容易被架空了。

    因此,除了呼籲加強監管之外,還應考慮補貼方式是否科學。種糧直補,原則上應該按照實際種糧面積補貼,種多少補多少。但農民種糧是動態的,逐一核實的難度很大,為了便於操作,一般就按照耕地面積補貼,這就給了虛報耕地以可乘之機。而且,即使按實際種糧面積補貼,也可能造成有人為了拿補貼而種糧,種上之後就不管了,捨不得投入,也起不到鼓勵糧食生産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長期與糧食和農民打交道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建議,給農民直接補貼,不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鼓勵農戶將糧食賣給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農戶可從中盡享補貼實惠,國家又可多掌握糧源,實現多方共贏。

    從“直補”到“價補”,雖然名義上都是補貼,但意義大不相同。不但可以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也有利於改變農産品價格長期過低的“剪刀差”,真正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真正提高農民收入,應該讓農産品價格真實體現農民的勞動價值,而不是依賴各種“補貼”。

    其實,不僅“糧補”,隨著國家財力的增強,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中央對地方、各省市區對地方真金白銀的各種“補”越來越多,光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就達數萬億。這些“補”本是關係到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及住房保障等各種民生的,有些甚至是百姓的“保命錢”,但一些地方部門和個別領導幹部,也瞄上了越來越豐厚的各種“補”,將之當成“唐僧肉”,利用制度尚不完善、監管還不夠嚴之機,或雁過拔毛,或作假騙取,大肆佔為己有,在某些地方,這已成了基層腐敗的新領域。　

    所以,“糧補”方式要改進,轉移支付等各種“補”的方式也需要改革,特別要在資金管理、使用和監督機制、處罰規則等方面加以完善,大力增強透明度,及時堵塞漏洞,並加強對違法腐敗行為的查處、懲治。如此“補課”,才能讓腐敗分子無機可乘,讓善政結出甜果,讓改善民生的資金落入到真正需要的民眾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