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英國人，人們往往會聯想起“紳士”二字。優雅穩重的行事方式、理性內斂的文化氣質，這些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英國特質是怎樣形成的？攤開歷史畫卷，“紳士”背後的文化印記漸漸浮現……

       在都鐸王朝時期，英國從一個偏居歐洲邊緣的島國逐漸崛起。到了伊麗莎白女王一世時期，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確立海上霸權地位，成為歐洲最強的國家之一。英國的專制統治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如法國）不同，它有著獨特的“國王在議會”和“以法治國”的憲政，即國王的政策必須經過議會認可。這種政治氛圍與當時英國人文主義文化的昌盛密不可分：傑出的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創作 《烏托邦》，描繪了烏托邦人良好的社會習慣和開明的宗教態度，含蓄地控訴當時歐洲基督教社會之道德淪喪；史詩《仙後》的作者埃德蒙斯潘塞彌補了喬叟以來英文詩歌的不足，讓詩歌成為音樂；更真實反映都鐸時代的則是威廉莎士比亞，這位天才的劇作家、詩人以其深刻精湛的作品影響了英國、歐洲和世界。

       在經歷了17世紀的國內動亂和暴力戰爭之後，1688年“光榮革命”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基礎，使英國成為世界上首個邁向現代文明的國家。“光榮革命”引領了一個新時代：王權受到限制，議會定期召開，在行政和立法之間建立了有效聯絡，強調法治，外交及財政政策發生重大變革，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最活躍的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演變促成了一種獨特的英國文化傳統，即在傳統中進行變革，將傳統文化與自由開放的社會結合起來。

       “光榮革命”之後，圍繞政治與社會改革，英國産生了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兩種政治傾向。1832年議會改革用與“光榮革命”類似的手法實行了保守主義的激進改革：接受激進原則，卻以盡可能保守的方式加以執行。這條在衝突中融合的變革之路一直延伸到現在。1832年後英國再沒有經歷過暴力革命，國家發展始終遵循漸進、改良、實用之道。這種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發展模式最終成了英國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在19世紀歐洲大陸革命運動此起彼伏之際，英國的國家形象卻被塑造為常識、公正和優雅舉止的“家園”、由開明紳士統治的“可愛國度”。

       英國穩健的發展模式可以在其思維方式、精神氣質中找到部分原因。英國人講求實際利益和實際效果，尊崇經驗。埃德蒙柏克對此曾有精闢描述：“英國人永不仿傚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新花樣，也不回歸經試驗已發現有問題的舊式樣。”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經驗主義和務實精神成為英國思想文化之特徵，甚至引導著其國民性的形成。這種理智的實用主義支配了英國長期奉行“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在和平時期避免捲入任何正式的結盟關係，以便在兩個相互抗衡的國家集團之間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從而能夠扮演一個“均勢維持者”的角色。依靠均勢、自由貿易和超然的地理位置，英國在19世紀的世界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取得了其他歐洲國家所沒有的主動權。

       至19世紀中葉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社會方面創造了驚人的變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現代的很多運動都是在那個時代成形的。維多利亞時代也是英國各種禮儀的形成時期，這使其成為“禮儀之邦”和“文雅社會”。“紳士”（Gentleman）一詞即來源於這一時期，英國獨特的“紳士”風度在這一時期成熟定型。它力求體現的是：公平合理的競爭原則；言行舉止由理性主宰；堅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氣概，為維護個人與國家的榮譽在所不惜。這種風度融合了各階層的價值取向，孕育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氣質，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的強大動力和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