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尊重領土主權原則和韜光養晦的方針，對中東地區的政策也是如此。但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進行經濟活動之際，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捲入到全球事務中去。追逐利益或者説利益至上，對中國的不干涉原則形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

       就拿加拿大為例，加總理哈珀訪華的一項議題就是跟中國談投資建設橫貫加拿大東西的輸油管的事情。這一項目受到了加拿大土著居民的抗議。《紐約時報》拿此做文章，認為中國的全球擴張使其不干涉內政原則難以為繼。

       其實加拿大並不是個案。去年6月我曾與阿拉伯聯盟駐華使團的22位大使就中國的中東政策做過深入交流。交流中發現阿拉伯駐華大使們都很焦慮，一方面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已是一個“超級大國”，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國跟以色列走得太近。這種焦慮始自中國在中東外交戰略的不明朗。一位對中國寄予厚望的阿拉伯大使告訴我，既然中國是中東問題的一個重要參與者，那麼中國在中東就不能一張牌都不打，而且中國不能光顧自己的利益，否則會被認為是一個只講利益不講信譽的國家。

       最近中國在中東問題上頻頻出牌，尤其是與俄羅斯聯手否決安理會由阿盟提出的敘利亞決議等。中國立場受到西方政要和媒體的一片攻擊和譴責，這點毫不足奇。國內有學者從中國利益出發，認為西方的攻擊和反對大可不必理睬，中國只需要好好權衡一下中國自身利益的得失利弊就行了。

       從利益出發、從大國利益博弈出發，本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跟國際關係的歷史與現狀也頗為吻合。但我們必須明白，利益至上的原則不可成為中國的外交基礎。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是美國利益優先，但其指導原則卻始終是美國版的普世價值觀。在中東、敘利亞問題上，美國和西方反復強調的是要“制止人道主義災難”。這種“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干涉”原則早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時就被北約祭為戰旗。後冷戰時代以中東為核心的多次地區戰爭，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以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為名，攫取其地緣政治的利益之實。

       美國外交政策有堅固的價值觀基礎。美國的社會共識是美國利益至上，因為美國利益是人類普世價值如自由、人權、民主等的體現。而在轉型的中國，社會共識和新的價值基礎有待建立，中國要成為世界公眾眼中的負責任、講信譽、有擔當、有人類共同價值和道德底線的領導型大國，不會一蹴而就。

       學者的多元言論值得鼓勵，但強調中國利益也需要有人類共同價值基礎，需要有人類的普遍關懷。以敘利亞議案否決票為例，中國應該高調向國際社會説明，中國投否決票正是為了維護生命權的更高價值，生命至高無上，中國反對任何可能引發更大人道主義災難的決議。同時，中國應毫不含糊地告訴世界，中國願意在中東和平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的積極干預必然會與西方大國形成力量均衡，這也正是阿拉伯國家對中國所期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