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主與撿到失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博弈關係。“規則”的加入，有助於博弈向著“歸還撿到失物”這個對各方有利的結果達成均衡。

　　大約一個月前，曾有一篇新聞，西安撿破爛的楊師傅，在歸還失主錢包時向對方索要10元早飯錢，而引發爭執，被失主斥為“人類的渣滓”。

　　這一事件，如果放在日後的廣州，結果也許會不同。目前，《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正在向社會徵求意見。規定提出，失主可按遺失物價值的10%自願獎勵拾金不昧者，對無主物品，則由政府部門拍賣後給予相同比例獎勵。

　　不難看出，規定首先肯定了拾金不昧者索要一定報酬的正當性。其次，在失主與撿到失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博弈關係。“規則”的加入，有助於博弈向著“歸還撿到失物”這個對各方有利的結果達成均衡。

　　對撿到失物者來説，如果本來不想歸還失物，那麼，規定可能弱化他們這一決定。如果本來就願意無償歸還失主，那麼，規定不會影響他們的決定。他們可以選擇拒絕失主的獎勵，也可以接受獎勵並轉而將其贈給需要的人；對願意有償歸還失主者，規定的存在也會強化他們歸還失物的決心。

　　對失主來説，物品的失而復得自然是有益的，部分人寧願付出獎勵，那麼，規定對他們不會産生影響；而對不願獎勵的失主，規定自然是負面的，但是，由於“自願”原則，他們依然保留著“不給予獎勵”的自由。

　　例如，在開頭的例子中，規定的存在，會堅定楊師傅歸還失物的決心——因為他索要適當報酬的行為得到保護；而失主起碼不會那麼反應激烈了：他們依舊可以拒絕給予獎勵，但是，他們應該知道，他們享有了失物復得的好處，而對方也有索要獎勵的權利。明白這一點，社會就會和諧得多。

　　但是，明明是好事，為什麼會有不少反對聲呢？細究起來，反對者一方面擔憂肯定“索要獎勵”的做法，會喪失拾金不昧這一優良傳統的純粹性；另一方面，則是擔心會被不法分子利用而成為新的獲利工具。

　　我們要尊重那些基於道德理想主義的人們，他們大多是這個時代道德的守護者。但是，一方面，對失主而言，感恩也是一種道德；另一方面，規定畢竟不是道德戒律，它著眼于現實可行性。而對平凡人的雖卑微而不乏合理的願望抱同情和體恤之心(哪怕可能為不法分子提供了某些空子)，本身體現了社會的民主與進步。

　　當然，這些爭議也提醒我們，在規定中還需要對10%獎勵的上限、對一些特殊情況還可以考慮得更細；同時，它與做好事不求回報的道德弘揚，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甚至也可以成為規定的內容。目前規定正在徵求意見之中，一切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