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家鑫案後，劇情仍未完結。2月8日，張顯及張妙家人前往藥家鑫父親家索要20萬元贈款，因言語不合，與藥慶衛代理人馬延明發生肢體衝突。馬延明認為張顯“尋釁滋事”。藥慶衛告訴記者，如果張平選家實在困難，他願意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前提是張家要就此前在媒體上撒的謊進行澄清。（《新京報》2月9日）

　　這幾天，輿論拿起鋒利的刀子，從情與法的視角，解剖起張顯及張妙家人索贈的“醜惡嘴臉”。有奚落張妙家人“確實難纏”的，也有諷刺張顯“惟恐天下不亂，把人家忽悠起來鬧，先要命、再要錢，然後説自己是來打醬油的”……加之不雅的打架照佐證，索贈的一方忽然被綁架到了民意沸反的十字架上。

　　論説起來，要錢當然是有點不可理解。中國的傳統美德講究“仁義禮智信”，張妙被害去世已經近兩年，藥家鑫也已經被執行了死刑，在法治的框架內，“一報還一報”的正義觀得以彰顯，對於藥家鑫的父母來説，兒子都沒了，再被人家要錢，無疑有點傷口上撒鹽的意思。就是從法理來説，當年的20萬元贈款是一種明確的“附條件贈與”，帶有直接的主觀意願，也就是藥家希望通過積極賠償，獲得受害方的諒解從而求得輕判，但既然藥家鑫案已經塵埃落地，贈與早就失去了成立的條件，而《合同法》第186條也支持了贈與人享有“任意撤銷權”，不能因為有當初的微博在，這輩子就得非給你20萬元——要不然，我們都可以拿著去年的商場促銷價目表去買今天的貨品了。

　　弄得大家群情激奮的，也許未必是以上的道理，最要命的是：從當初拒不接受藥家“帶血的錢”，到如今主動前往索取贈款——公眾哪受得了你“英雄氣短”的一齣？彼時案件伊始，就有聲音勸導受害人家屬接受藥家捐贈，但這微弱的聲音立時被巨大的聲浪“拍死”，高蹈而癲狂的“無上道德”不停地給張家人“打雞血”，説拒絕捐款就是“對正義的支持”，説不要“帶血的錢”就是“為底層群眾長了臉”。於是，事件以慷慨成仁的姿態發展，只為證明農村人“並不難纏”。

　　道德是要吃飯的，立牌坊也是有代價的。張家的説法是，“張妙的媽媽劉小欠身患疾病，亟需用錢，所以我們願意接受這20萬捐款”——且不管事實真偽，張妙被害，給家庭帶來的損失與壓力不難想見，那麼，接受對方合理捐贈與證明農村人的氣節，真有事實上的邏輯關聯？只是，當初鼓動張家不要“帶血的錢”的那些人，今天，又跳出來再對張家人迫於生計而索要捐贈的事實表示義憤填膺。此時彼時，令人唏噓。

　　問題的癥結遠不在於索要20萬元捐贈的是非之辯上，核心在兩點：第一，我們的道德，為什麼那麼敏感於金錢？我們的法律，為什麼一旦因為有了賠償介入就有了顛倒是非的風險？第二，張妙家人的損失，除了藥家的法律賠償之外，能不能尋找到一種合理的公共責任擔當？為什麼身患疾病的“張妙媽媽”不能在醫療保障中找到生機，甚至反而可能成為向藥家索贈的堂皇藉口？

　　藥家鑫案，關聯方都是受害者，乃至整個社會。但願我們對20萬元索贈風波的反思，不只是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