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太湖流域自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治理，江蘇每年投入20億元專項資金用於太湖治理。至2011年年底，5年間，投入100億元從太湖打撈藍藻達280萬噸，但藍藻依然每年爆發(2月1日《廣州日報》)。

　　太湖是上海和蘇、錫、常、杭、嘉、湖7城市的“心臟”。水臟了，當然是治污。治污工程一茬又一茬，一邊是砸錢整治，一邊是污染延續，終於積重難返。

　　據説比照國外的經驗，解決湖泊含磷過高、使湖水變清，需要耗時20至30年。問題是，這20年的時間能不能解決一些、一點問題？上百億的投入不是小數字，悲催的是，“流域內污染企業的整治，只能由各地方政府出面管理；太湖流域管理局的職責權限僅在於水質方面，對於污染源，只能向當地政府提供建議”——多頭管理、管而不清的治理機制，除了隔靴搔癢又能如何？

　　真正治理太湖的辦法，無非兩條路徑：一是打破區域隔閡，以更高層級的行政權責，整合地方治理權限，改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狀；二是從源頭上解決污染的問題。問題的背後，無非還是地方經濟和青山碧水的糾結。當年，途經瑞士、德國、法國、荷蘭等9國的萊茵河，也一度因為水污染，被世界稱為“歐洲下水道”、“歐洲公共廁所”。但若干年後，萊茵河搖身成為跨流域河道治污樣板，個中智慧，無非是得力的協調機制與合理的利益平衡機制。這值得太湖治理者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