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對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的專訪，內容包括新聞發言人制度如何推進，新聞發言人的職責、需要具備怎樣的素質等內容。王旭明表示，新聞發言人不應過於強調技巧，面對媒體要真誠、善良和寬容。

　　新聞發言人是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或兼職新聞發佈人員。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問題，舉行新聞發佈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佈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後，從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衛生部連續舉辦了67次新聞發佈會，是舉辦新聞發佈會最密集的時期，也是我國全面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轉折。

　　近年來，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公開發佈信息、引導社會輿論、尊重公眾知情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下，公眾對自己知情的權利越來越看重，很多時候都要“刨根問底”，這無疑對政府信息發佈的及時準確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完善、新聞發言人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下，對新聞發言人的“發言技巧”的培訓被不少地方和部門提上日程並逐漸展開。據媒體報道，2010年以來，中央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一些地市，舉辦的各類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呈火爆之勢。《中國青年報》去年的一篇報道稱，我國接受過新聞發言人相關培訓的人員已達數十萬人。

　　怎樣上臺、怎樣寫發佈詞、眼神和手勢怎樣、如何回答記者提問等等，對一個新聞發言人來説，這些技巧當然重要，就像有些營銷行業都有自己的“話術”一樣，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事情、不同人的説不同的話，新聞發言人也可以有“話術”，對事故災難類的新聞發佈應該用怎樣的措辭、面部表情如何，對公眾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應該重點準備哪些數據和內容、如果記者非要“往祖墳上刨”又該怎樣收場等等，當然可以設定一些固定的情景模式和應對技巧，但對新聞發言人制度設立的初衷和目的而言，技巧真的是問題的關鍵嗎？培訓技巧的目的又是什麼？

　　時下，一些新聞發言人和他們的新聞發佈之所以不能贏得公眾滿意，最根本的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溝通的技巧，而是因為他們面對媒體和公眾時，有時缺乏坦誠，有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人情味，有時是沒有數據的“空口白牙”，有時是避實就虛。比如有“豆腐渣工程”首先拿天氣説事兒，也有食品安全問題首先拿“不會損害健康”搪塞，還有負面新聞首先推到“臨時工”身上。有些事情可能確實有種種複雜因素，但由於發言人缺乏足夠的坦誠和足夠的論據，往往引發公眾質疑。而關於新聞發言人的技巧培訓，人們的質疑也集中在：難道是要培訓新聞發言人怎樣“躲貓貓”、“打太極”、“兜圈子”嗎？

　　新聞發言人實際上是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一條紐帶，説什麼話、怎樣説、遵循怎樣的原則和理念，關係著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新聞發言人更大程度上是政府信息的代言人，其表現某種程度上體現著政府的姿態。新聞發言人是否能夠説真話、是否敢於説真話，意味著政府部門是否能夠説真話、是否敢於説真話，是否真的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是否願意讓公眾知曉真實完整的信息。

　　因此，新聞發言人確實是個技術活兒，但更是個實在活兒，需要技巧，但更需要坦誠。公眾期待新聞發言人能夠多些坦誠，多些有話直説，多些及時準確，保持一顆敬畏常識和真相的心，而不是高高在上或者巧舌如簧，忽悠、對付公眾和媒體，徒有一副花架子。技巧只能應對一時，要想贏得公眾的信任，還得講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