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小學的課文《憫農》描寫農民種田的辛苦：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最苦的一定是種地稻農；因為農民獲得了糧食的豐收，卻沒有鼓起腰包！他們辛辛苦苦種出的水稻，賣給加工企業不足2元錢，但是在市面上的售價卻高達幾十元一斤，最貴的一斤甚至賣到199元。這是黑龍江五常大米的真實寫照。

       從白菜滯銷、微博賣蘿蔔，我們知道了物流成本在蔬菜流通過程中佔很大的比例，因此物流成本的增加，同時也拉高了菜價。但是在五常大米産業基本都是“訂單農業”，訂單水稻佔90%以上；下發訂單的公司，不但包購、包銷，還壟斷了從稻種到加工米的全産業鏈。時評作者張偉禎在《好吃的東北大米，難過的五常米農》裏面寫道：“與米農簽簽訂訂單，斷了米農的其它銷路，在收購的時候，又聯合其它的加工企業聯合壓低價格，米農無可奈何，又無計可施。”面對強勢的企業，稻農沒有話語權，再加上分散作戰，沒有力量與企業抗衡；因此收購糧食的公司以居高臨下的地位，單方面掌控訂單，讓農民的利潤少一些，自己的利潤多一些。

       我國早在2007年7月1日起就開始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但是農民在組織化建設上還存在著不足；學者劉藝給出的三個特點：一是無組織化，大多數農民尚未參加任何組織；二是弱組織化，大多數農民組織自我服務能力不強；三是被組織化，大多數農民組織由離任幹部或企業負責人主事，或由龍頭企業組建。對比台灣、日本的農民合作維權組織，我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比如日本農協的農會、合作社就統一齣售産品，其規模效應提高了農民在農資採購和農産品價格博弈中的話語權，像日本這樣的“抱團行動”就能有效的組織起來同強大的資本博弈，爭取農民應有的權益。

       當然，農民合作組織要想強大、發力，還需要政府部門的保護。但是在五常大米的銷售環節中，相關政府沒有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反而與收購企業沆瀣一氣；五常市綠色食品辦公室、稻米産業管理中心、大米協會的工作人員都是一班人馬，只是挂了三個不同的牌子而已，身兼三個部門負責人的姜大偉説，這幾個機構的職能，是統一行使對稻米市場的引導和管理、帶領企業闖市場，而對稻農利益只字未提。

       同時五常市一位副鄉長也透露，如果一斤稻多為稻農爭取1角錢的話，五常每年就可為稻農增收2.5億元。但有誰願意去做呢？這裡同時道出了政府職能的缺位。政府不能干預市場，卻可以為合作組織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改善其競爭的初始條件。

     沒有話語權、自身組織發力困難、政府職能缺位共同造成了“谷貴也傷農”，要是其中的任何一項都沒有改變，恐怕“人為刀俎，稻農為魚肉”的格局永遠不會改變；別讓農民們流汗又流淚，毀掉種糧的積極性那就事兒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