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近日發佈的《中國産業競爭力報告（2012）NO.2》稱，按照世界銀行2008年的標準，中國已經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張其仔教授指出，中國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一個發展中國家，從其經濟初始狀態，抬升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大抵要經歷“馬爾薩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這兩個陷阱突破後，就會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各國和地區經濟史證明，突破“低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不計其數，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卻寥寥可數。可以這麼説，“中等收入陷阱”更具有破壞性。

       理論上講，“中等收入陷阱”並非是個嚴謹的經濟學概念，但其內涵的豐富性及囊括多種科學研究視角，自其2006年首度在世界銀行一份報告中提出之後，就廣泛流行于學界與評論界。“中等收入陷阱”一詞也不適用於“珍珠型微小經濟體”，有些國家及地區人均GDP超過5萬甚至逼近10萬美元，但其國家或地區總的經濟規模，在全球總GDP排行中連百名都不入，失去了範式研究的意義。狹義地講，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指那些“一定規模以上或相當潛力”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社會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的一種狀況。由於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衝擊，經濟增長回落，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導致一直邁不進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中國無論從總的經濟規模以及人均國民收入上，均符合“中等收入陷阱”所針對的對象。

       從國際經驗上看，舉目一望，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例子，如東南亞的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拉美的大多數國家。中東富油國表面上雖躋身於高收入國家，但其單一的能源資源經濟型，並未有可穩定的高收入國家預期。此輪中東和北非國家震蕩，從人均GDP來看可謂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利比亞崩潰，説明這些國家的基礎，甚至連低收入國家都不如。從可比較的標準來看，北美的墨西哥與中國有很多相似性。

       墨西哥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可歷經半個世紀，仍然邁不進高收入國家行列，雖然近年來有了突出的表現，但2010年人均1.1萬美元，還是沒有完全達到世界銀行2008年所界定的1.2萬美元水平。從地緣經濟上看，墨西哥處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之鄰國，與美國的産業地理分佈上佔盡了“地利”之便，與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利用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這個鄰國的産業轉移一樣。然而，當年沒有出現美國産業“外包熱”中大舉轉移到墨西哥的現象。墨西哥之問題，簡單而言，就是一直未能解決移民、販毒等有組織犯罪問題，墨美邊境的“長城”就説明了他們在心理上是“互不為鄰國”。去年墨西哥人奪得世界首富之“桂冠”，其一人之財富居然達一國財富之8%，這除了凸顯貧富懸殊的深度問題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

       與墨西哥相反，日本被視為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極少數國家之一，日本從中等收入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只用了12年。日本的貿易立國，助其從二戰廢墟中跨進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後日本積極調整産業，從低技術出口國，轉化為中高科技出口國，企業和國家的研發投入翻倍增加，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惜血本保護本國農業，積極扶持和擴大中産階層。另一方面，日本法治嚴明，政治腐敗度低，重視教育，為其增長拓寬了空間。可以這麼説，日本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不是光靠一兩項政策的結果，而是一股全方位的合力使然。假如我們要成為世界上少數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我們就得全方位、多層次地深化改革，合力推進“升級換代”的轉型，不僅在硬體上，也要在軟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