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2002年開始，陜西農民韓培印的人生都匯聚在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上。他在上面寫下顏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更多的時候，他的文字是寫給自己的兒子韓勝利的。9年前，當勝利考上西安的大學，成為全村第一個大學生的時候，這個瘦弱、文靜的兒子，簡直成了他最大的驕傲。可當兒子大學畢業，作為父親似乎終於可以停止奮鬥坐下享受的時候，他卻吃驚地發現，大學畢業的兒子每月工資根本沒辦法還掉之前欠下的債——兒子的收入甚至還比不上當農民工的老韓自己。（《中國青年報》12月14日）

    當用“農民砸鍋賣鐵供兒上大學 兒子畢業工資不如爸”來概括農民韓培印的遭遇時，我們可能想象得到這就是期待中的“出人頭地”的兒子未來嗎？或許，辛酸的不僅僅是農民韓培印父子吧？

    那麼，我們靠什麼回應“我現在覺得上大學也沒什麼用”的困惑呢？全國政協委員馮世良曾舉過一個“感謝自己沒有考上大學”例子。可以説，無論是“感謝沒有考上大學”還是“上大學沒有什麼用”在現實中都已經並非個例，而幾乎成了一種社會情緒，越是在農村和貧困地區這種情緒越明顯，對此，該如何審視？

    韓培印的“上大學無用”並不真的認為上大學沒有用，只是因為各種原因讓他們對教育之於個人的價值産生了懷疑，對教育能否改善他們的生活産生了懷疑。 “上大學無用”只是他們面對現實的一種無奈而失望的表達。或許，認為這是受教育者矛盾心理的表現更為合適。

    低收入階層更關注教育的直接價值，關注的是教育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點什麼。對他們來説，不選擇教育意味著失去很重要的改變生活和命運的機會，但選擇並教育，不但成本巨大，更因為低回報和較大的不確定性，可能使生活面臨更大的挑戰。教育對他們來説，已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上大學無用”就是證明。

    “上大學無用”的背後是教育成了風險投資，並且回報能力在降低。在倫敦, 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名高校畢業生的年薪比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高25%，即高出7200英鎊，沒有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年薪為2.86萬英鎊。但在我們這裡出現了相反的傾向。

    與“上大學無用”有關的社會背景是，教育在人的社會向上流動中的作用實質上已經弱化，社會資本等因素的作用不斷增強。相反地，教育逐漸成為社會分層的支持因子。高分或有錢上名校，低分或無錢只能上二、三流的學校，而上二、三流的學校更多地意味著畢業生難找工作或找到工資較低的工作。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可能性在減小，教育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要命的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所獲得的工作收入已經與這個人所受的教育關係不大，而與這個人所屬的利益集團、階層以及父母、親屬所處的社會地位緊密相關。教育也失去了促進階層流動的功能，一個人的地位與這個人所受教育的關係不斷弱化。發展機會的嚴重不均等使教育的選拔功能與階層流動功能不斷喪失，必然導致人們對教育作用的懷疑，産生“上大學無用”認識。

    階層的逐步固化，權力的嚴重世襲已經使教育難以跨越二元體製造成的機會鴻溝，難以改變農民子女的命運，從而導致“上大學無用”的抬頭。集中到一點就是説，“上大學無用”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教育階層流動功能的弱化，使普通人的就業越來越艱難，通過市場途徑實現階層流動、改善自己地位的機會越來越少。

    “上大學無用”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問題，它還具有深刻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根源，而且是與流動、社會地位、聲望密切相關的問題，是各種社會問題綜合作用的結果。（舒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