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廳預防處對記者表示，部分工程項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於行賄。由於作案手段日趨隱秘、舉報概率過低導致受賄多查處少，加之對行賄打擊力度不夠，使得腐敗分子“安全系數”高。(12月10日《法制日報》)

       筆者曾在工程建設主管部門工作多年，對工程建設諸多“黑幕”略知一二。工程款是經過科學預算的，包含材料費、人工費、管理費等，這幾年因市場競爭激烈，壓制壓價現象比較普遍，工程款利潤微薄，即便把全部工程款用於工程建設，利潤一般在10%以下，甚至僅有2%左右。假如“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於行賄”，施工方彌補並贏利的途徑只能是大面積偷工減料，或購置劣質材料以次充好，抑或是拖欠人工費。

       “豆腐渣”工程為何那麼多?質量安全為何頻發?農民工欠薪現象為何鋪天蓋地……“三分之一工程款用於行賄”這個現實告訴我們:都是工程“回扣”惹的禍。

       既然行賄才能承攬工程成“潛規則”，那還會有多少工程的發包能經得起“糖衣炮彈”而獨善其身?恐怕無人敢於回答。最近深圳6座天橋維修工程被曝有質量問題，就有知情人回應:該工程預算160萬元，層層轉包後，到施工方手裏不過25萬元。160萬元比25萬，“回扣”佔到近9成。

       事實上，對工程領域的反腐，還不足以完全窺見工程款“回扣”的重重內幕。一些建設單位的工程發包腐敗手段，一般是在工程發包中，個別掌權者直接接受或索要“回扣”；或是“肢解工程”，將工程化整為小，或分段上報，目的就是逃避公開招標程序，直接發包；或是滿足不同的行賄者，從他們身上一一撈取“回扣”。除此之外，資質借用和工程層層分包的氾濫，則是層層切割瓜分工程款的主要路徑。在這種“潛規則”下，像吉林那段投資23億元的鐵路工程淪為“騙子承包、廚子施工”；像一些重點橋梁工程、工程設施建設，最終由幾支農民工隊伍擔綱主力軍，都不足為奇。

       “工程上馬，幹部下馬”，工程建設領域為何容易“前腐後繼”，有專家歸根結底是因為市場不規範、監管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所致。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多年來，我國出臺了很多法律法規，比如《建築法》、《招標投標法》等，也完善了各種制度，比如全國各地都建立起規範的建築有形交易市場，對較大規模的工程建設實行招投標等。規範工程承發包，杜絕腐敗，其實目前並不缺法律，不缺制度，也不缺監管部門，假如都能嚴格依法行政，恐怕沒有多少漏洞可鑽。

       在利益的驅使下，濁氣瀰漫的工程市場不會“自凈”，只能依仗執法部門的嚴格依法監管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