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海建

       11月28日，調研範圍涵蓋全國31個省的《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出爐。報告稱，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逐步拉大等情況下，農民的尊嚴感或繼續下滑。過半的受訪者認為農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比其他人低一等。（11月29日《南方日報》）

       中國的主體是農村，中國人的主體是農民。這些年，無論統計數據、抑或親身感受，中國農民的生活確實是有了明顯改觀。但正如“倉稟實”與“知禮節”並無必然關係一樣，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似乎並沒有水漲船高地拉動農民的“尊嚴感”。調查表明，農民表示在就醫、工作、購物、就餐、乘車、住旅館、與政府官員交往、與有錢人交往時受到了尊重的佔比分別為4.7%、6.0%、10.9%、9.3%、7.2%、6.8%、3.7%、2.5%；與之相應，上述場合中農民表示受歧視的比例分別為21.2%、19.4%、16.8%、15.9%、9.9%、7.9%、35.2%、34.5%。

       從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到今日的新農村建設，在立足三農本位的取向下，政策制定者們總是彌圖修復城鄉之間的斷裂，令“體面”與“尊嚴”離農民近一些。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只是奉獻最珍貴大米與農副産品的農民，卻長期身處在階層序列的最後一位。中國農民的尊嚴感丟失在這些看得見的場合，而被歧視的原因，説出來都是些不難想見的理由：譬如不整潔、不時尚、學識低、掙錢少……所有的癥結集中在兩點：其一，所得非所勞；其二，公共資源配置的時候，或難免“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農民尊嚴感降低的第一個問題，在於分配製度漸失公允。數年前，《人民日報》就曾刊文特別關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稱老百姓“幹得多掙得少”。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資本分配比重過大，勞動性收入自然就要“委曲求全”。當那些IPO裏創造的暴富神話若干年後不過開列了一份“殺豬榜”的時候，最廣大農民的利益難免有一部分直接或間接成了沉沒成本。勤勞不致富，受傷的首先是農民。這不僅是一個“谷賤傷農”的問題，也不止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悲愴，而是關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事情。茲事體大。

       關於農民尊嚴感迷失的第二個原因，顯然在於二次分配類的制度。盧躍剛先生在《鄉村八記》有一個鞭辟入裏的比喻：一駕馬車向前飛奔，車上坐著兩人，城裏人和鄉下人，他們同是馬車的主人。後來車跑不動了，鄉下人下去幫助推車，等車跑起來，城裏人卻忘了將其拉上來，於是城裏人永遠駕車在前面跑，鄉下人永遠在屁股後面追，久而久之，成了一種規矩——鄉下人想搭車，要看城裏人臉色。這個寓言可以直接翻譯成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11月12日的發言：目前城鄉差距依然巨大，城鄉差距未出現縮小的拐點；進城務工人員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就業條件及福利，另一方面還要供養在農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其在城市依然缺少國民待遇。沒有天生的貴族，也沒有天生的農民。歐美社會的農民與我們的農民顯然不是一個意思，其間的差距難道只是“橘枳之異”？這些後賦的差距，拉大了謀生技能上的差別，反過來又加重了初次分配中權重比的落差。

       “君尊嚴而國安”。其實，對於人口龐大的中國而言，農民的尊嚴感，才是一個社會的安全感、體面感。什麼是尊嚴？王小波説，尊嚴就是你走在任何地方，都被當作一個人物而不是一個東西來看待。是不是可以這樣説——當有天我們的政策與制度能保證“勤勞致富”不至淪為傳説，保證每一個“農民人物”獲得對等的權益與自由，最勤勞的農民，何愁會不體面、不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