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精髓與農耕文化和生活形態密不可分。然而,進入社會轉型期之後,我們這個曾因農業文明而興盛的國家,正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農村正在消失。(11月10日《新華每日電訊》)

    《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09年,全國村民委員會數目逐年減少,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消失。

    中國農村未來會消失嗎?當愛新覺羅蔚然在《糧民》一書中拋出這個抽象命題時,很多讀者可能會覺得這位社會學者有些杞人憂天。然而,只要你有空去真實的農村走一走,再看看相關統計數據,定會不難發現,不僅文化意義上的鄉村早已開始消逝,地理意義上的農村也正面臨可能消失的危機。

    當前,我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社會轉型期,隨著社會結構轉換、社會機制轉軌和利益格局調整向著縱深發展,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農村消失危機”必須有深刻而警醒的認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早已不再留戀父輩們固守的鄉土,在城裏買房置業的願望遠比回到農村強烈。前不久北京師範大學中一項調查顯示,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願意回農村定居。　

    這種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社會心理的變化,從深層次看,其根源是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發展思路其實一直都是城市主導型的,資本和資源嚴重向城市傾斜。這種社會資源分配格局,客觀上拉大了城鄉差距,加劇了馬太效應:一邊是各級城市趕歐超美似的“大發展”,另一邊是一些農村極其緩慢的發展甚至悄然“老去”。只要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不改,城市對很多農民來説,就會一直是一塊蘊含著無限機遇和財富的磁鐵,吸引著農村的青壯年義無反顧地棄農進城,其結果必然是農村走向空心化甚至敗落。

    按照常理,如果農村消失僅僅只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的自然産物,這種結構變革應該是一個非常緩慢且溫和的歷史進程。但是,目前令人擔憂的地方在於,中國農村消失的速度已明顯超出社會所能承受的合理區間。適逢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加速消失的農村和部分無法充分享受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農民,給社會管理埋下了重重隱患。

    這其中固然有歷史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些地方在推進城鎮化、拆村並居等行動時,可能出現的政策誤解與認知偏差,在客觀上加速了農村的消失。據媒體報道,一場讓農民“上樓”的行動,正在一些地方“如火如荼”地進行,大量的村莊在撤並行動中迅速消失。以東部某省為例,從2003年開始大規模並存行動以來,農村數量已經從原來的4萬多個縮減到目前的3.8萬個。

    這種因認知偏差所致的農村結構變化,並不是什麼福音,因為農村消失的速度與城鎮所能承受的能力嚴重失調,這不僅給城市發展帶來了新難題,也給農村發展製造了新問題。不少農民在“被上樓”之後進退失據,既失去賴以安生立命的耕地,又缺乏城鎮居民所能依靠的福利機制,這些“新市民”的處境十分尷尬,而流入地城市管理者短期之內又難以拿出週全之策。城市外來務工者住居逼仄、就醫難、子女上學難等問題就是這一癥結的體現。

    從長遠看,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是大勢所趨,但社會結構的變化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能將農村視為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障礙,城鎮化進程不能操之過急。鋻於社會轉型期的複雜形勢,農村的城鎮化速度必須控制在一個全社會都能承受的合理區間,新農村建設應該大力增加內涵以加強農村的吸引力,當前的鄉村治理結構也必須從頂層設計的高度加以調整。只有這樣,才能為統籌社會轉型期的城鄉發展贏得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社會結構變得更富活力和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