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梔梓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呈快速增長態勢。與此同時，房産稅試點、資源稅改革相繼啟動，稅制改革穩步推進。每一項稅收新政的出臺都會引起社會熱議，甚至引發“稅感焦慮”。（11月7日《人民日報》）

    人們的“稅感焦慮”究竟從何而來？這是一個值得探究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儘管有關部門分析認為，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在合理區間內，近期減稅政策頻出，企業和居民稅負有望繼續減輕，但並不否認宏觀稅負呈上升趨勢。此前知名財貿專家高培勇曾撰文指出，我國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易於轉嫁的間接稅收入在稅收中所佔比重高達七成以上，而所得稅等不易於轉嫁的直接稅佔比尚不足三成，具有直接稅性質的房産稅目前還只在上海、重慶試點徵收，遺産稅等稅種尚處於研究階段而缺位。

    因此，筆者認為人們的“稅感焦慮”主要來自稅收收入比重的失衡。當前公眾之所以覺得稅負過重，是由於間接稅負擔比重過高，承受能力較強的高收入階層由於直接稅比重過低，並未承擔本應承擔、也有能力承擔的稅負。因而稅制改革應重點解決間接稅與直接稅比重失衡的問題，使稅收徵管重點儘快向高收入階層轉移。

    此外，我們還須清醒地看到，隨著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近些年來公共財政雖然在教育、醫療、社保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投入上有所增加，但離人民群眾的期望值還相處甚遠，還不足以使其所承受的稅負“痛感”得到撫慰。雖然隨著財政預算制度改革的推進，90多家中央部門已公佈三公經費，但其細化的程度還不夠，而地方政府三公經費公開還未見實質性進展，該花的錢沒有花出效益，該省的錢沒有省下來，該減的負擔卻依舊存在。

    只有各級政府在財政公開上能與社會公眾坦誠相見，提供能讓人看得懂的數據和情況，才能使之實施有效的監督，使行政運行成本和三公支出壓縮到更合理範圍，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也才能實現最大化，從而有效解決財政支出比例失衡的問題，産生以民生“幸福感”抵消其稅負“疼痛感”、消除其“稅感焦慮”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