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26年長跑之後，精神衛生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邁進了正式立法程序的門檻，讓身處精神疾病診治亂象中的人們看到了法治曙光。

　　現實中的“被精神病”令人焦慮，一部精神衛生法能滿足公眾的多少期待？與此前的徵求意見稿相比，強制住院適用條件中廣受爭議的“擾亂公共秩序”條款被刪除，這一修改成為輿論焦點，反映出公眾對立法防範“被精神病”的厚望。

　　不可否認，草案在滿足公眾期待方面著力明顯，規定了住院治療自願原則；故意將非精神病患者送入醫療機構構成犯罪的要追刑責；尤其是有關精神障礙兩種復診、兩次鑒定的規定，堪稱用心良苦。但是就整個立法而言，這種“被精神病”的個案式焦慮，不應遮蓋住整部法律更為多樣化的社會功能。

　　當前，我國約有1600萬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由於缺乏必要的法律規制，大量患者得不到及時救治，自傷和傷人事件屢見不鮮；同時因強制收治程序缺失，正常公民“被精神病”事件時有發生。面對這些亂象，精神衛生法的立法目的，既要確保精神障礙患者不因貧困得不到救治，又要確保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不因疏于管理而自傷或危害他人，還要確保無需住院治療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強行收治。多重目標的實現，需要立法尋求恰當的權益平衡方式。

　　在精神病患者權益、家屬權益、公眾權益和公民不被精神病的權利之間，精神衛生法的內容設計重心應放在患者權益保護上，讓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療。整部精神衛生法首先必須是精神病患者的權益保障法，如此才符合立法的根本旨意。在此基礎上，實現諸種權益保護的平衡，防止“該收不收”導致患者對家屬和公眾權利的傷害，並解決公民“被精神病”問題。

　　同時，立法的具體條文設計也需關注諸多權益的平衡。一些看似保護某種權益的條款，如果設計不嚴謹或存在偏差，很可能出現權益保護漏洞。例如對送醫主體的規定，草案賦予患者近親屬和行政部門具有送醫資格，這是保護患者得到及時醫治並防止侵害他人權益的需要，但客觀上又存在近親屬和行政部門濫用這一權力的危險，這就需要立法設計必要的限制、監督或救濟措施。

　　又如，對於強制住院，草案規定了嚴重患者的兩種情形，刪除了擾亂公共秩序而確立起國際通行的“危險性”標準，但在具體的標準設計上，“不住院不利於其治療的”如何解釋，實踐中對“危險”的界定與解釋如何避免濫用等，都關係到立法目的的實現，必須十分謹慎和周延。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