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至28日,廣東省第二屆省農運會于江門舉行,深圳決定棄權。對此,深圳農林漁業局方面解釋稱:自2004年“村改居”完成後,深圳已經沒有農民,“我們不搞形式主義,所以不參加。”(10月25日《京華時報》)　

　　深圳目前究竟還有沒有農民?恐怕還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據了解,深圳至今仍有從事農業生産的本地居民,譬如南山蛇口一村還是純漁民村,按照本屆農運會的規則,這部分人有參賽資格。但深圳農林漁業局方面稱,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也不具備組織代表團的條件,“不搞形式主義,不參加”。

　　在尚有一定爭議的情況下,深圳方面主動“棄權”農運會,肯定比“糊裏糊塗”在身份都搞不清的情況下“勉強”參加要強,這最起碼是一種務實和理性的體現。

　　和一些地方“稀裏糊塗”甚至“作假式”派運動員參加運動會,深圳市的堅決“棄權之舉”無疑更實事求是一些。一些地方的“冠名”運動會,如農民運動會、大學生運動會、工人運動員,被並非“農民、大學生和工人”身份的人頂替參加,似已成了“慣例”。如2001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體操冠軍張尚武爆料稱,2001年他參賽時並不是大學生,為了參加比賽,領導讓其冒充北京某大學大一學生。看來,以另外一種身份頂替參加另一種身份的運動會,早在一些地方成為習慣了,就連此次廣東省農民運動員運動員中也有部分參賽者的職業不是農民,有醫生、教師和工人等,這足以説明問題。深圳市如果遵循這樣的“潛規則”,或“順水推舟”似乎也説不出什麼來,但深圳卻偏偏在身份上“較真”,相對於霸王硬上弓或弄虛作假,看來是強一些。 (畢曉哲)

　　■再評

農民工的權利也該考慮

　　一個中斷了20年的省級農運會,重拾起來又是那樣的難。農運會的“戶籍”門檻,既使以“沒有農民”自居的深圳拒絕參加農運會,同時也意味著當地眾多外來農民工兄弟將被堵于賽場門外。

　　其實,像深圳一樣,廣東省的不少市縣及其鄉鎮,雖然真正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民已極其稀少,但仍帶著農民身份的外來農民工數量都遠遠超過乃至數倍于本地戶籍人口。相當多農民工已經長期務工於斯、生存于斯,繁衍生息出二代、三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如果把參加農運會當成農民工的一項體育運動權利,這支背井離鄉的龐大隊伍既不可能迢迢千里趕回各自家鄉參賽,也沒有資格參加廣東省農運會,只能成為所有農運會的局外人和旁觀者。　

　　擴而大之,一場場面對全國8億農民的全國及各級農民體育運動盛會,是否考慮到了2多億農民工的缺席?要知道,2.4億農民工中,絕大部分是青壯年勞力,如果僅以“身份”論,他們才是農民體育運動的主體。 (張培元)

去“形式主義”最為關鍵

　　雖然此次深圳拒絕參加省農運會的做法是否合理還有待商榷,但同時還是贏得了很多網友的“力挺”,紛紛表示,“深圳這個頭帶得好”“支持深圳不搞形式主義”。這背後又説明了什麼?如何理解“我們不搞形式主義”中的“形式主義”,或許是解讀這一新聞的關鍵。

　　我們有不惜重金舉辦各種運動會的熱情,所舉辦的運動會數量之多、名目之繁,令人“讚嘆”。不僅有層層向國際看齊的等級化的奧運會、亞運會、大運會、全運會、省運會,還有許多獨具特色的農運會、城運會、青運會、民運會。然而,體育運動會雖多雖繁,但我們的體育現狀尤其群眾體育的狀況,以及所帶來的體育健身效果,卻並不令人樂觀。數據顯示,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只有1平方米多一點,遠低於世界先進國家。同時研究顯示,全國青少年體質近20年持續下降……

　　如何讓各級別的運動會真正推動全民健身活動,減少一些形式主義,把有限的錢真正花到建運動場館、添置運動設施、支持民眾的日常健身上來,值得各地各有關部門深入思考,進行相關改革。  （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