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商”現象的出現，是國企與民企在資源配置層面的日趨不均衡，是法制層面滯後於市場化發展的要求，是外需收縮之後尚未完成産業轉型的眾多民企的迷茫。

    在溫州民間借貸困局逐漸呈現轉機之時，浙江民營企業家的移民“跑路”又引起人們的關注。

    《中國經營報》10月22日報道，“據浙江省有關部門統計：全省1000萬元註冊資本以上的企業主，已經有24%辦完國外移民手續，正在辦理的有32%。實際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經不是浙江人！”

    事實上，通過投資移民，將家人和資産轉移到國外，名下僅留空殼企業運轉，已日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但如此高比例“裸商”的出現，是國企與民企在資源配置層面的日趨不均衡，是法制層面滯後於市場化發展的要求，是外需收縮之後尚未完成産業轉型的眾多民企的迷茫。

    就資源配置不均衡而言，實際上，2005年後的絕大多數時間，民企的貸款增速均嚴重落後於國企，在融資通道受阻之後，民企不得不依賴於高利貸等民間金融，而這不僅大大壓制了民企的利潤空間，更讓眾多民企僅能在生存邊緣疲於應付。而在産業層面，雖然我國2005年、2009年分別發佈“非公經濟36條”和“新非公經濟36條”，但在實踐層面，民企與國企的待遇仍不可同日而語。除此之外，國企在項目徵地、土地出讓金、所得稅減免、財政扶持等諸多方面，均享有民企望塵莫及的優惠。

    在法制建設層面，應該説，近10年來已不太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就《物權法》而言，雖然在2007年即已頒布實施，但各地違規拆遷仍屢禁不止。在稅務、工商、質檢等執法環節，視關係親疏進行選擇性執法，也並不罕見。

    而之於民營企業的産業轉型，亦因上述兩個層面，使得許多民企既喪失主動轉型的動力、又缺少被動轉型的能力。在自身轉型受限的情況下，又遭遇2008年次貸危機所帶來的外需急劇下滑，以及2010年下半年至今的從緊貨幣政策，在外需和信貸持續收縮的情況下，部分民企難以為繼亦是理所當然。

    在此趨勢下，“裸商”們之所以將家人和資産轉移國外之後，仍用空殼化的企業進行運轉，其內心可能有一些“賭徒”心理。

    對於眾多“裸商”而言——既貪圖中國的大市場和相對低成本，又對民企“主體性”地位缺失充滿擔憂；既想鑽研權力尋租帶來的暴利可能，又擔心法律的秋後算賬；既存紮根鄉土夯實産業的念想，又對金融監管漏洞可以大筆套資走人心存慾望。

    事實上，“賭徒心態”不僅是存在於眾多“裸商”內心的認知，而且亦與我國當下的經濟形勢的晦暗不明有關。當下我國經濟格局亦徘徊在增長與通脹、國富與民弱、發展與分配之間。

    在我國經濟率先從次貸危機衝擊中復蘇並大幅增長後，持續高企的通脹亦向我們走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通脹水平已連續4個季度持續上漲，當前CPI更高居6%以上。高企的通脹水平，必然需要從緊的宏觀調控進行抑制，而這又必然傷及經濟增長，亦因如此，在我國通脹水平持續上升的同時，我國經濟增速亦同步下滑。

    而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30多年後，除了國企與民企“主體性”地位仍然懸殊外，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亦遠遠高於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以國企與民企的差距而言，過去2年，國企的利潤增長已逾35%，而同期民企的利潤增長僅有20%左右。而就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相比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已逾80倍，而同期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增長了46倍（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則更低）。此外，與我國歷年持續的鉅額基礎設施投入相比，之於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卻相對不足。

    因此，應儘快改變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扭轉粗放式的增長模式，提高市場經濟的法制水平，以及通過二次分配合理保障民生。惟有如此，才能穩定民間資本的信心，避免“賭徒”式的投資行為盛行。

    □楊國英（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