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北京市教委舉行的通氣會上，海淀區教育工委副書記、新聞發言人喬鍵表示，“五證齊全方可申請就讀公辦校”是針對即將入學的新生。但隨後，記者到海淀區東升鄉科技站內臨時設立的學生分流登記點探訪發現，該處正在為因新希望小學被拆而失學的學生，進行最後一天的登記工作。多名前來登記的家長稱，分流登記前，仍須向工作人員出示“五證”，不齊全或是不符合要求，均會被拒絕登記。（《新京報》8月17日）

　　以保證每個孩子都有學上為工作底線，確保“一個都不能少”，言猶在耳，但被殘酷現實撕得粉碎，沒有“五證”，一切都是虛妄之談，而“五證”對不少農民工來説，是不可逾越的門檻。

　　“一個都不能少”，也許只是美麗畫餅。一項調查顯示，一家名為紅星小學的打工子弟學校，總共1400余名學生中，只有70余人的家長能辦齊“五證”，僅佔總數的5%。而一家被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透露，僅朝陽區東壩地區被關停的4所學校，學生總數就達到3900多人，委託學校的接收能力肯定不足以完全分流學生。哎，可憐的孩子，哪才能接納你們？

　　打工子弟學校，實際上是平民的自我教育。據專家介紹，平民的自我教育是我國的歷史傳統，比如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北京盛行平民的自我教育，有補習學校、市立平民學校、學生會平民學校、私立平民學校、貧兒教養機關、地方服務團平民學校、慈善家學校等等。此外還有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他畢生身體力行，開展平民教育活動，以去除底層民眾的貧、愚、弱、私“四大病”。

　　晏陽初還提出了著名的第五大自由，即民眾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很顯然，像打工子弟學校，他們在夾縫中倔強生存，作為平民的自我教育，既是農民工孩子獲得新知的主要途徑，也能為政府減少不少壓力，是公辦教育的有效補充。對打工子弟學校，相關部門不僅不應該關閉，更應該提供政策、師資和資金等方面的支持。遺憾的是，相關部門對打工子弟學校簡直“趕盡殺絕”，這是多麼殘忍！據知情者透露，相關部門之所以如此，是為了限制人口，這樣的思維邏輯何其野蠻，正如有學者所稱，控制人口不應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打在教育身上！

　　此前，“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的感嘆，讓無數人為之共鳴。“窮孩子沒有春天”——據《南方週末》報道，“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如果連打工子弟學校都要關閉，寒門難出貴子不是必然嗎？窮孩子沒有春天又何奇之有？

　　受教育是適齡孩子不容剝奪的法定權利；保障適齡孩子接受義務教育，也是政府部門不容推卸的法定義務。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更被寫入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有論者建議，對那些讓孩子流離失學的官員，應保留追訴的權利！這絕非無理取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