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擬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其實際繳納“三稅”稅額的2%徵收地方教育附加。北京市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實施這一收費政策後，北京市每年將收取30億至40億元。據悉，目前全國部分省區市已開徵地方教育附加。（《新京報》8月17日）

　　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教育附加費不是早就在、一直在徵收嗎？這裡需要區分兩個概念——“教育費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費附加自1986年7月1日起在全國各地統一徵收，收費依據是國務院頒布的《徵收教育費附加的暫行規定》，徵收對像是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徵收標準是實際繳稅額的3%；地方教育附加的徵收依據是去年11月財政部下發的一個通知，目前有的地方已在徵收，有的地方尚未徵收，徵收對象與教育費附加相同，徵收標準則是實際繳稅額的2%。

　　無論是徵收教育費附加還是地方教育附加，都是為了更好地籌措教育經費，以期到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佔GDP比重達到4%。4%這個目標自1993年提出，至今沒有實現，幾乎成了中國人的一塊心病。開徵地方教育附加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靠增加收費來實現4%這個目標，我認為這種方式值得商榷。

　　首先，很顯然，教育費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雖然名稱上有所差異，但究其實質是一樣的，涉嫌重復收費。徵收對象為“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相當於將所有企業涵蓋在內，也相當於給所有企業新增了一項收費，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眾所週知，基於目前國情和企業經營環境，特別是在通脹壓力巨大的背景下，向企業減稅、減費應是時代主旋律，中央政府也多次這樣強調。如此，向企業開徵地方教育附加，顯然是逆勢而為。一方面讓企業生存發展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向企業收取的地方教育附加，最終還是被計入企業成本和産品價格，轉嫁到消費者頭上。

　　其次，實現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佔GDP比重4%這個目標，大體上説有兩個途徑，一是向民眾多收稅費，二是在不加重民眾負擔的前提下，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向教育投入傾斜。就財政實力而言，去年我國財政收入達到8萬多億元，今年財政收入預計將超過10萬億元，財政收入佔GDP比重長期居高不下，隨著財政收入增速遠高於GDP增速，所佔GDP比重還將進一步提高。政府手裏並不是沒有錢，關鍵是錢怎麼花，投向哪。看看那些不受約束的“三公經費”，那些耗費大量錢財的形象工程，那些低效率的政府投資，那些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在這些方面節省一點，就足以實現4%這個目標，何需再伸手向民眾索取？

　　“稅收法定”原則我們還沒有遵循，往往是出臺一個行政法規就能向全國老百姓徵稅，這種情況需要改變。同樣需要改變的是沒有經過代議機關審議，沒有聽證，沒有商量，老百姓只能被動接受。稅和費名稱和性質雖然不同，但對徵收對象的意義是一樣的，無非都是交錢，收稅要經過法定程序，收費就不需要嗎？

　　4%這個目標並不高，但至今沒能實現，個中關鍵不是因為老百姓交的錢太少，而是官方是否真的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願不願意勒緊腰帶厲行節約，把更多的錢投向教育。中國民眾的稅費負擔已然很重，民眾向政府繳納稅費，政府須向民眾提供包括教育在內的公共服務，而不能每提供一項公共服務就要另行增加一項收費。  (晏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