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官員違規建築風暴愈演愈烈，僭建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證實其在1994年購入的跑馬地寓所有兩項僭建物之後，行政長官曾蔭權也受牽連。如今兩個月的拆除限期已到，特首辦回應，違建的物業已經展開了清拆和改建。現場可見，樓高12層的碧雲樓僅有曾蔭權的單位正在進行拆除改建工程，而其他明顯被改裝成為相似的落地玻璃窗的單位，仍然保持現狀，並沒有動工的跡象。如此看來，香港拆除僭建也是有“選擇性執法”的，只是這種選擇法讓內地同胞耳目一新，也給予內地諸多啟示。

　　香港彈丸之地，人均居住面積僅有15平方米，因此僭建幾乎普遍存在。在這次風波中，受到關注的無一例外都是政府高官或者立法會議員，曾蔭權只不過在自家陽臺上違章加罩了一層玻璃，就遭媒體及反對黨的狂轟濫炸，大批市民致電電臺炮轟指對曾蔭權“絕望”，而相關機構亦跟進調查，以致堂堂特首態度謙卑低頭檢視。誠然在香港，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監督體系，責任權重是呈倒三角型的，官員不僅沒有比市民在制度上更優越的可能，反而因為身居要職，所秉持的操守標準甚至比一般市民更為嚴苛，因而，這種另類的“選擇性執法”隨之而來。邏輯很簡單，議員職在立法、議事，官員責在行政、執法，他們有責任以更高的守法精神、更高的自我要求以身作則，以彰示建制的公平公正。市民一句“高在廟堂的官員、議員亦知法犯法，何故一般小市民要守法”，就足以讓官員們、議員們無言以對。

　　管中窺豹。在香港，這種自上而下的監管幾乎無處不在。今年春節後，香港特首曾蔭權的外出訪問經費開支，成為不少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在過去4年外出訪問40次，費用僅98萬港元，且機票費用佔了一半以上。可以説，這樣一個公費數字放在內地任何一個地方都是相當寒酸的。香港媒體和公眾的評論或者指責可能過於苛刻，但這種熱情是保證社會清廉的動力，是人們對廉潔香港的希望。歸根到底，正是因為在香港，官員沒有所謂高人一等的特權，也就沒有因為礙于特權、屈從特權而選擇性執法的空間。

　　反觀內地，這幾年拆遷成風，地方官員為謀“政績”不擇手段，只認拆遷法，不認《物權法》，使用行政手段強拆的棒子多落到百姓頭上；違建幾乎遍地開花，但對違建也只敢專挑軟柿子捏，有頭無尾；“三公”消費屢屢成為民眾的靶子，但是，各部門各地公開的步伐始終蹣跚，即便有時候間或有官員因為“三公”消費被問責，也多是些倒楣的蝦兵蟹將。這是因為，責任權重在內地是倒置的，市民要承擔的責任、履行的義務遠高於官員，腳重頭輕；監督體系卻是自下而上的，先從最底層民眾監督起，而且指不定到了哪級監督就斷線了，無法逾越。

　　經常有官員出來抱怨：現在官是越來越不好當了。社會在不斷進步，這是自然的，也是應該的。當下一些突發事件的發言人，每每話音剛落，即招來一片質疑聲與責罵聲。與以前的呼風喚雨相比，官員從政確實有吃力之感。但是相比香港，我們的官員還是太好當了，相當好當。當然，如果官員都好當了，民眾就不太好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