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話精彩語錄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扎紮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究竟什麼是優良的社會管理模式，要取決於各種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的互動過程。許多發展中國家按照美國多元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社會管理模式，許多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症狀，那種國家失敗、社會失序的“弱國家、弱社會”的局面，應該給我們以深刻的警示

　　出現各種類型的社會矛盾運動非但不是什麼病態，恰恰正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在傳統的政治思維和普通官員與民眾的常識中，社會矛盾運動一般都會被視為顛覆性的因素。各級政府官員對此都持謹慎的態度，甚至認為出現社會矛盾運動就是類似文革時期狂熱的群眾運動式的病態反映。實際上，從人類歷史來看，類似中國這種處於巨大轉型期的超大型國家,出現各種類型的社會矛盾運動非但不是什麼病態，恰恰正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誤解的産生在於這種超大型國家的治理，特別是政府經歷了從全能型向服務型的轉變過程，長時間習慣於以行政思維管理社會的模式，在面臨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之時，往往受制于思維的慣性和固有結構的制約而無法順遂。在這個意義上，創新社會管理應該是一個不斷學習和試錯的過程，正如胡總書記所講的，“當代中國正經歷著空前廣泛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社會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正視矛盾，遵循社會發展規律辦事，才能不斷提高政府執政能力和維護社會穩定。

　　借鑒“西方”經驗謹防水土不服

　　近些年來，關於現代社會管理模式的問題，學術界已經對“公民社會”、“治理”這些抽象的理論和概念形成了某種共識，例如認為“多方參與、共同治理”，創新社會管理的精髓，就是政府只是單方面提供公共服務，主要依託社會組織的力量來實現重建社會、達到建立良序社會的目的。實際上這個西方的“舶來品”存在著諸多混淆和亟待厘清的地方。這種源自西方的觀念是否符合我國社會的具體國情，建立這種觀念之上的模式是否適用於我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不僅要看這些概念和模式各自特定的歷史脈絡和發展現狀，還要考慮到這種模式發展的階段性、歷史性、文化特質性，而不能簡單地以一般性的話語進行概括。

　　毫無疑問，“創新社會管理，要借鑒國外社會管理方面的有益經驗和成果。世界各國的文明史本身就是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的歷史。對國外社會管理的有益成果，我們要採取‘拿來主義’，以世界眼光認真借鑒吸收，為我所用”。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要認識到，作為先發展的西方發達國家，其社會管理已經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其間的曲折變化，跌宕起伏，如果離開了脈絡化理解和比較研究，就必然會陷入認識上的誤區。

　　應該注意到，“西方”本身是一個泛指和構建出來的概念，既忽略了歐陸和英美模式的差別，也漠視了歐陸國家內部存在著各自的獨特發展軌跡。應該説，西方各國本身的發展也是多元化和多樣化的。而若干年來，自西方引入國內影響較大的治理理論，實際上也並非普世性的經典理論。更準確地説，治理理論反映的是英美國家的社會管理模式，進一步説是西方國家遭遇福利國家危機的一次重大的國家社會關係調整的過程。

普遍的誤解是認為西方存在一個完全超脫于國家之外的“公民社會”

　　如果簡單地梳理一下治理學派産生的特定歷史背景，我們就會發現：

　　其一，自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特別是實現普遍福利的歐洲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危機和財政危機。英國撒切爾政府首先倡導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瘦身計劃，大幅削減福利赤字。數年間，一股席捲整個西方的“治理”和“新公共管理”運動將西方國家帶到了“後福利國家”時代。治理運動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國家退回到自由主義時代的“守夜人”狀態、實現充分的社會自治。而歷史的辯證發展邏輯和現實的政治運轉不可能是如此簡單地倒退，嵌入到西方資本主義的能動社會很快做出激烈的反彈，面對全球化、風險社會和複雜社會中出現的各種矛盾，西方各國出現了嚴重的“治理失敗”和“市場失靈”的現象，針對治理失敗的“善治”和“元治理”理論呼之欲出，其主要觀點就是“把國家找回來”，強化國家的協調能力來匡正社會的失序問題。

　　其二，從西方國家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格局來看，普遍的誤解是認為西方存在一個完全超脫于國家之外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完全自治而不受政府的管制。這種將公民社會自治當成解決社會管理難題“萬靈藥”的做法，實際上來自於美國自由主義傳統對“多元主義”社會的迷信和崇拜。什麼樣的國家社會關係，就決定了各自國家的社會管理格局，毋庸置疑，建立在多元主義之上的國家社會關係可能更適合美國的社會管理模式，但即便如此，作為政府社會管理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在諸如衛生、醫療等領域的社會管制能力仍然是十分強大的 。

　　其三，歐洲的許多國家並不贊同美國式的多元主義，而更多地採用了統合主義的國家社會管理模式。統合主義模式認為美國的社會管理模式過於強調自由競爭，從而導致了利益集團之間權力分配的不均衡，一部分團體權力過大而優先在公共政策層面反映了自己的利益，而弱小的團體則因動員和行動能力的差異而被排斥在外，這就導致了不同利益無法得到有序的集中、傳輸、協調和組織，需要國家通過有序的整合有效地實現利益的表達和協調。

　　西方國家的社會管理模式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的變革過程，不能片面地割裂歷史來考察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認為只要社會自治，國家最小化，社會就安定和諧了。此外，全面考察西方社會管理模式，則會發現西方各國社會管理體制的各種差異。究竟什麼是優良的社會管理模式，要取決於各種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的互動過程。撇開發達國家不論，在美國模式輸出的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按照美國多元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社會管理模式，許多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症狀，那種國家失敗、社會失序的“弱國家、弱社會”的局面，應該給我們以深刻的警示。

　　因此，從中國自身的國情出發，以國家的統合與協調的方式，不斷地構築一個良性的國家社會互動的格局，形成一種國家與社會互強的局面，才是我國社會管理模式的有效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建立有效的溝通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制度化渠道，有效地協調各種利益關係，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不斷增強國家的協調能力，引導社會組織有序參與，防止出現混亂和失序的局面，才是今後中國社會的正確選擇。

　　(作者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