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灣漏油事件的賠償，是可以委託有資質的專業技術部門鑒定評估，並加以量化確定賠償額度的。這不存在法律、技術和程序障礙的問題，最需要和國際接軌的是執法力度。

　　渤海灣漏油事件被公佈之後，對責任方如何追責引起公眾關注。國家海洋局相關人士表示，根據現行的海洋環境保護法，對事故責任方——康菲公司的處罰最高限額為20萬人民幣。這次海洋污染面積超過840平方公里，如果事故責任方只面臨20萬人民幣的處罰，違法後果和違法成本可説是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不過，該人士同時還表示，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産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國家海洋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相信會遠遠多於20萬元”。但該人士承認，目前無法確定具體的索賠額度。

　　如果這樣的事故發生在其他國家，責任公司會面臨怎樣的處罰？以一年前的英國BP公司石油泄漏事故為例，據美國能源部一位官員證實，在計算潛在罰款數額時，不僅要追究其疏忽罪，還要參考原油泄漏估計數據。而根據美國《清潔水法》，罰款尺度會依據疏忽程度的不同，定位在每桶1100美元到4300美元之間，因此，BP可能面臨210億美元的罰款。

　　在處罰責任企業的時候，美國法律細化到按桶來計算罰款額度，這是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是，法律不健全並不是擋箭牌，即使不談處罰，在賠償問題上我們並不缺法律。海洋環境保護法，已經對生態資源損失索賠，做了明確規定，也授予了政府有關部門起訴的權力。海洋溢油造成的生態損失評估標準，國家海洋局數年前就出臺了。農業部對漁業資源的損失，國家標準化委員會2008年也發佈了漁業評估計算標準。

　　所以，從海洋到漁業，污染後的賠償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是可以通過委託有資質的專業技術部門鑒定評估，並加以量化確定賠償額度的。這不存在法律、技術和程序障礙，問題恐怕還是出在觀念和體制上。

　　以大連石油泄漏事件為例，至今人們不知道責任企業的賠償情況。媒體曾披露，中石油計劃以擴大投資、增加項目等途徑來“補償”大連。如果該説法屬實，顯然就不是“無法可依”，而是執法環節出了問題。

　　所以，問責污染環境的企業，最需要和國際接軌的是執法力度，不能任由違法企業毫無愧色地把鉅額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如有關法律人士所言，“如果污染受害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救濟，環境正義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而對於“打官司”，農業部有關領導曾表示過，最大的障礙是沒有錢。鑒定費，調查費，訴訟費，律師費加起來需要鉅額支出，而國家的財政預算，是沒有這筆錢的。這表面看起來是錢的因素，深層原因恐怕還是有關部門習慣用行政手段“解決”法律糾紛。這樣的觀念，亟待扭轉。

（汪永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