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孝子，南粵驕傲！”“你的孝心讓我感動得淚流滿面，你是全國少年的好榜樣。”“這樣有責任心有孝心的孩子，可以影響和教育一大批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加油！”……

　　連日來，河源13歲少年駱偉科為救病母徒步300公里到廣州擦鞋籌款一事，經當地媒體報道後，感動了無數人，收到的捐款已經超過30萬元。目前，駱媽媽成功進行了腦腫瘤切除手術，而關於駱偉科和姐姐的讀書問題，也有人表示願做他們的“愛心媽媽”，資助他們的生活和學習直到能夠獨立生活。

　　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然而，當我們對13歲少年的道德充滿禮讚時，當我們慶倖問題得到解決時，當我們為社會愛心溫暖這對母子而感到欣慰時，更需要關注這樣一個現實：這又是一個典型的因“媒體關注”而解決問題的特困家庭。這些年來，從“暴走媽媽”到“跪行捐助”，不同困難個體困境的改善，往往是因媒體關注才變得幸運。“媒體報道—領導重視—社會行動—問題解決”，這樣的模式固然有效，畢竟充滿偶然。它折射的，其實是社會救助制度的缺失。

　　換言之，媒體所能關注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依然有更多類似現象：一些家庭因成員罹患重症，很可能就一夜返貧；高昂的醫藥費，常使剛剛脫貧的農村家庭悲痛欲絕；因為貧窮困頓而形成的超低抗風險能力，直接導致了一些家庭解體……在面對這些遭遇時，如果僅僅依靠個體力量去抗衡，固然令人感動，卻註定充滿辛酸甚至釀成悲劇。

　　因此，對那些遭受自然災害、失去勞動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的人群，給予物質幫助或精神救助，維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這樣的社會救助，不僅是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護線和安全網，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維護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具體到少年“擦鞋救母”一事，如果社會救助制度能及時替駱媽媽分擔其治病壓力，13歲的少年就不用“擦鞋救母”，過早承擔生活的壓力，感受人生的無奈。

　　在改革開放行進到今天，當我們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成績時，完善社會救助制度更為迫切也更有條件。這不僅是因為，與過去相比我們有了更好的物質基礎，還因為，及時填補我們社會救助中的“凹地”，是我們加強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課題。

　　應該看到，社會救助需要調集各方資源，也需要社會各界積極參與，但從根本上來説，社會救助是政府的責任。對政府而言，要切實增強社會救助的主動性，讓關愛盡可能體現在事前的“雪中送炭”，而不是媒體曝光後、領導過問了，才派人跟進。對社會而言，要看到救助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要依靠社保和民政等專業部門，還要發動慈善互助機構等社會群團組織的力量。只有當社會救助真正有了制度保障，農村醫療保險得到儘快推進，重病醫保制度獲得建立完善，才能從根本上增強群眾抵禦風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