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四,人民日報發評論《“媒介素養”體現執政水平》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媒體事件時代,公眾對社會和政府的關切,大多以媒介為平臺,一個“治理媒介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文章還指出,輿情不是“敵情”,相反,媒體是社會的預警器,它對熱點事件、敏感問題的反映和關注,從長遠來説,對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推動社會進步利莫大焉。

    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仍有一些人和個別組織對媒體監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帶有幾分敵視情緒,這不能不説是一大遺憾。其實,理性看待媒體監督,對於準確全面地體察民情、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大有裨益。

    6月14日開始,一組重慶小販摔傷的照片開始在網上流傳:在解放碑九尺坎,一名中年婦女摔倒在地,面部和手臂都被鮮血染紅,身下有一攤水,所挑的兩筐水果散落一地,鞋子也掉了一隻。發帖者稱,城管在追賣水果的小販,雙方拉扯時小販從梯坎跌下去,城管一看出事就跑了。

    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和評論,這其中不乏一些反思和探討城管體制的聲音。蹊蹺的是,有人據此認為媒體在城管話題上嚴重失衡,媒體報道存在“妖魔化”城管群體的傾向。

    對媒體監督做出這種污名化解讀,無論如何都難以自證其説。每個人的形象,都是在日常的言行之中累積而成的；每個群體的形象,也正是由無數個體塑就的。如果説有誰在“妖魔化”城管群體的形象,答案可能正是城管自己,因為城管粗暴執法的確時有所聞。譬如解放碑小販摔傷事件,雖然調查認為整個過程中城管人員無毆打、推搡行為,但在小販杜某摔倒的同時,城管人員離開了現場而未能給予及時救助。不要説小販摔倒與城管執法行動有關聯,即使是路過的行人,看到有人摔得鮮血直流,也應施以援手,但城管們恰恰選擇了離開。這顯然與“人本、規範、文明的執法理念”相違背,也正因如此,重慶渝中區市政部門免去了帶隊城管幹部的隊長職務,其他隨隊人員也被停職檢查。

    形像是自己掙的。比如,合肥城管創新社會管理方式,開通微博,除了第一時間受理網友投訴之外,還及時發佈城管系統的重點工作動態,宣傳城市管理的相關知識,發佈討論話題等。這一“親民”活動受到市民熱捧,開通僅半個月,粉絲已飆升至4萬餘人。

    上周,還有一種輿論認為,媒體過於偏好“負面情緒表達”,習慣於將一些負面情緒和畸形價值觀層層放大,以此製造傳播效果。

    我們不否認,部分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為了傳播效果的需要,的確存在“標題黨”橫行等亂象；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多數所謂的“負面情緒表達”關聯的大都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真實聲音,它們聽上去可能不像正面報道那樣歡樂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實反映了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

    記錄這些真實的民情表達,避免讓它們成為“沉沒的聲音”,這是一個有良知、有道義感和責任心的媒體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方式。如果安於表面的平靜與和諧,忌諱甚至過分壓制這些表達,不為這些所謂的“負面情緒”表達適當留一些出氣口,或許這才是為矛盾衝突埋下隱患。等到“沉沒的聲音”經過長時間的累積突破極限爆出“水面”,補救起來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其實不乏教訓。

    當然,隨著傳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網站等新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效果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體不能客觀、審慎地對新聞事實加以報道,其後果可能也將非常惡劣。比如,前一段關於“黃瓜抹避孕藥,吃了將絕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劑而爆炸”“膨大劑會致癌”的報道,就因為不夠科學和嚴謹而對相關産業産生了負面影響。對於類似的情況,我們也要更加謹慎。

    無數的實踐都表明,創造條件讓媒體監督發揮應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於弊的事情。當然,讓更多人理性認識媒體監督的前提,是媒體能夠提供更加客觀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