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於世：自我設計的車改只會淪為“自肥”

　　安徽省電力公司近年來以“車改”之名,為全系統約300名副處級以上幹部配備公務自駕車,標準逐年提高,從最初的奇瑞汽車到現在價值20萬元的一汽邁騰和帕薩特領馭。(4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

　　這項改革在所有受惠的副處級以上領導看來是皆大歡喜,因為改革設計既體貼又週到,不僅讓自駕車成為了事實上的專車,更將所有費用打包由“公家”承擔,讓公車私用合理、合法,如此福利、優待恐怕無人會反對。而在普通職工看來,卻是另外一番感受。據報道,目前安徽省電力公司全系統有各類身份的職工約7.5萬人,副處以上幹部約300人,佔總人數約0.4%。據了解,省電力公司處級領導的年收入為30萬元左右,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很大。而加上車改導致的隱性福利,雙方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這項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決策者自我設計的自利方案。這也並不奇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的考量、取捨滲透在人們各種行為中,即使是作為擔負管理職責的決策者也不例外。如果沒有週密、完善、系統的規則,無法想象僅憑道德自律來保證每項決策實現整體的公平。因為只有在有民主決策機制保障的背景下,公共利益的認定才能做到公正客觀,公共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護。

　　正是制度的缺失,制訂所謂車改方案的人才“精心設計”,推出如此荒謬的車改:既要照顧自己的核心利益,又設法躲開職工與社會的監督,以披著精美包裝的改革外衣,兜售權力自肥的私貨。

　　從安徽省電力公司決策者車改的自我設計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邏輯:在決策活動中,決策者的個體利益最大化受到非制度因素與制度因素的雙重約束。非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倫理與道德自律,制度因素主要來自民主決策機制。我們無意低估前者的作用,並不否認一些決策者具有“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政治氣節。但我們更希望制度與機制發揮更為穩定與持久的作用與效力,讓那些企圖鑽制度漏洞、以權謀私的人無法得逞,讓那些算計著以改革之名、行自肥之實的方案胎死腹中。(尹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