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記：不必對董教授“40歲4000萬”大肆討伐

　　我更願意認為董藩教授“要求學生40歲有4000萬身家”是一種激勵，我們不應該對董藩教授進行道德綁架，對他的這句話大肆討伐。原因很簡單，一方面，對高校教授而言，採用何種方式激勵自己的學生，是其教學的自由；另一方面，對已經成年的學生來説，是否願意接受這種激勵，他也有選擇的自由。也許董藩教授的學生聽完這句話“一笑而過”，反倒是我們這些旁觀者盯著這句話較起勁兒來。

　　可以肯定的是，董藩教授所有的學生，不可能都在“40歲時有4000萬身家”。因為個人稟賦不同、際遇不同、人生選擇不同，不可能所有的學生，都會按照董藩教授的這個標準，去規劃和度過自己的人生。他們都會基於現實和機遇，理性地過最有益於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退一步説，如果有學生在40歲時未完成“有4000萬身家”的人生目標，只要師徒情誼還在，董藩教授會據此和學生斷絕師徒情分嗎?顯然不會。如此看來，董藩教授的這句話，更是特定語境下的特定表達。如果脫離這一語境討論，難免會産生偏差，甚至會曲解原意。

　　至於擔心董藩教授的這句話會使其游離“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也純屬多慮。研究生教育不是中小學教育，也不是本科階段的高等教育。而且，在我看來，董藩教授提出“對於高學歷者來説，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這句話本身也許不中聽，但確實有其合理的成分。對高學歷者來説，全然要求他們“40歲時有4000萬身家”，並不現實；但是，對高學歷者來説，如果在40歲時依然過著讓妻兒和父母跟著受苦、為衣食發愁的生活，至少高學歷者自己應該感到“失敗”。

　　考量個人發展的成功，固然不應該僅僅盯著其是否能夠“陞官發財”；教育和激勵學生去奮鬥，當然也不應該以地位和金錢為坐標。但我不認為董藩教授“要求學生40歲有4000萬身家”，和一些調查得出的“九成小學生喜歡當官”之間，有什麼直接和本質的聯絡。原因很簡單，如果將針對小學生的相同的調查放到大學生面前，大學生“喜歡當官”的比例肯定沒有小學生高——因為大學生們都知道，能“當官”固然很好，但還應該具備足夠的資歷、能力與背景等客觀條件。

　　所以，既然我們能夠理解導致“九成小學生喜歡當官”的原因，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那麼，我們也應該明白教授“要求學生40歲有4000萬身家”只是一種激勵，不必對其進行道德綁架。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人能夠更多地認知，在機遇面前能夠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説，教授“要求學生40歲有4000萬身家”，只是多元教育思維逐漸蔓延現實背景下的一次小小嘗試。

(李記) 原題：不必對教授“身價論”進行道德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