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社保費率是否應該降低？

　　多項數據支持社保費率過高的結論。世界125個國家中，只有11個國家社保費率超過40%，中國是一個，社保費率高於德美日韓。

　　社保費率過高，企業負擔重，工薪階層收入增長受影響，中小企業及其職工受影響尤其嚴重。降低社保費率，有必要。

　　然而，降低社保費率，減少企業繳費，社保基金怎麼辦？前不久上海兩會上，有消息説上海市每年社保虧空超百億，正探索以國資、財政和土地收益等多元方式籌資補充。

　　上海發佈社保虧空數據，高聲“叫難”，並表示社保水平低於北京、廣州等地，或有央地財政博弈的考慮。這就像廣州兩會上鐘南山代表高叫亞運欠債，國家要給予支持。但數據的真實性仍然使人警醒，即使像上海這樣的發達城市，社保基金尚且虧空嚴重，其他地區和城市情況又會如何？

　　社保面臨的困局，可謂深重。一方面是社保費率過高造成了嚴重的負擔，一方面社保基金總額不足，入不敷出。社保基金必須增加，企業社保費率需要下降，合乎邏輯的辦法只有一個，財政要加大對社保的投入。

　　人們早已知道，現代國家的財政支出，最重要的用途是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有數據説，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往往佔到財政支出的40%以上，新興國家多在20%至30%之間。在中國，財政支出用於社會保障的部分，只佔11%。

　　中國的賦稅高還是不高，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些國際組織和很多國內專家表示賦稅很高，但一些政府部門及其所屬的研究機構則認為不高。據説這有口徑差異，但大概更主要的是觀察的立足點不同。

　　放過這個問題不談，就算賦稅不高，賦稅的流向也是問題。賦稅中有多少用於社會保障，使公民直接受益，這個數據很關鍵。賦稅高也好，低也好，財政支出中投向社會保障的比例低，就是問題。

　　財政支出為什麼不能更多投向社會保障，直接擴大公民福祉？在中國，稅收一向被解釋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種“取用模式”，與現代稅收“徵納經人民同意，使用由人民決定”有所不同。即使我們認同“取用模式”，如果財政寬裕而不擴大社會福利，那是政府的宗旨發生了偏差；如果財政緊張，那麼擴大社會福利就可以算有心無力。較為善意的理解，可以認為財政緊張制約了社保投入。

　　那麼接下來可以分析的是，財政為什麼緊張到無法滿足社保要求，為什麼要支出的總盤子中，社保投入只能佔到一成的份額，而不能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無法保證的不只是社保費用，還有教育投入、公共衛生投入等等。而總支出中，行政費用所佔的比例很大。行政費用，既包括正常的辦公費用，也包括養人頭，還包括著名的“三公消費”。換言之，國民創造的價值，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各種權力體系和公務機關維持自身運轉上，而無法用於公共福利的改善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

　　有報道援引財政部綜合司的數據，1978年到2006年，行政管理費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由4.7%提高到18.3%。而相應數據，在日本是2.38%，英國是4.19%，韓國是5.06%，法國是6.5%，加拿大是7.1%，美國是9.9%。

　　到此，我們還沒有論及兩個難以計算的財富黑洞，一個是公共財政中因決策不當而造成的無效乃至負效耗費，另一個是難以被任何統計所涵蓋的腐敗流失。國民以低工資、低福利支撐了高速增長，企業也在付出高稅費和高交易成本的代價，財政收入迅猛增長，但仍緊張到不足以承擔基本的社會保障。

　　如果行政成本不能降低，財政預算不能受到約束，腐敗現象不能有效遏制，那麼社保基金虧空、企業稅負沉重、公共投入不足等問題無解。問題的指向，表面而言是財政分配比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深刻的體制問題。（劉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