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應屆生工資低於農民工“正常”嗎?

　　面對“用工荒”時不少單位給農民工開出待遇高於大學生的現象,成都人才市場專門開展了現場調查。調查結果顯示,45%的大學生求職者認為,此現象是由於中國面臨民工荒、市場供需關係決定的,多數學生認為正常。(2月27日《華西都市報》)

　　有些事情,乍看起來很合理,仔細一分析,問題可能就來了。比如應屆生工資低於農民工的現象,輿論不吝篇幅地灌輸給大家一個經驗邏輯:民工少,供求決定價格,人家是賣方市場,民工兄弟掌握了話語權,定價的門檻自然就高上去了；對於應屆生來説,今年660萬的數字很難被人力市場消化,屬於供過於求,只有被挑挑揀揀的份兒,跌價是遲早的事情,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不可否認,供求決定價格,但我們在分析人力價格的時候,不能忽略了另一個基本規律:價值決定著價格。一輛質量一般的小汽車,再怎麼供過於求,定價也不能低到一輛精美的玩具汽車價格下面去。為什麼?因為兩者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不一樣的。打這個比方的意思,當然不是要抹殺民工兄弟的人力價值,説實話,隨著劉易斯拐點的臨近,民工荒是遲早的事情,而即便是眼下的行情,筆者也以為仍遠遠未達到勞動力價格的合理水平,因為勞動力價格被長期低估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現在,民工的人力價格逐步歸位了,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因為民工的人力價格理性歸位,就推出應屆生的工資必然要比他們低。這樣的邏輯很難經得起推敲。

　　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大學生的培養成本遠遠高於普通民工,很多家庭是勒緊褲帶過日子、甚至砸鍋賣鐵供孩子上大學的。有這個前提在,我們就不能一味要求應屆生安心接受一個月薪幾百上千的低薪工作,投入産出比如此失衡,找工作難道是理想主義的行為藝術?另一方面,即便不説大道理,我們看看一個社會結構的常態,哪個發達國家不是在給人力定價的時候“知識能力先行”?基於自然條件的先賦能力就能獲得相對“高薪”的工作,而後天努力的結果反而是競爭不過前者,這無論如何不能被視為常態。

　　應屆生工資長期低於農民工是不正常的,起碼是不利於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它不僅傳遞給社會不當的價值理念,比如“讀書無用論”等；同時,它更是一種事實上的負激勵,讓人對社會的公平正義機制存疑。民工荒與找工難是階段性的矛盾,它背後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更值得深思:廉價勞動力時代何時才能真正終結?學歷倒挂下的結構性失業何時才能被糾偏?經濟結構如何調整才能吸納更多的大學生?

　　民工兄弟的工資是應該漲起來了,但應屆生的工資應該更高。我們不應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畢竟,社會的進步有賴於群體的創富能力,更有賴於構建一個穩定合理的人力定價體系。（鄧海建）